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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你会问，这种自由索取代价的情况是否有可能消除，至少，是否有可能减轻，难道自由就不能像人们在呼唤、梦想和歌颂她时，所幻想的衣裙洁白不沾染血污的圣洁女神吗？非常不幸，答案是否定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成分复杂的世界里，永远会有一部分人滥用自由。整个社会也就不得不为这种滥用自由的情况承担后果。而枪支和武装一旦被滥用的话，是非常惊心动魄的。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
    早在很久以前，很可能始自我少年时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很为小说中的“群众”神往，无论是金庸笔下的天地会红花会诸多当家或明教教众，抑或是古典小说如《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甚至是《三国演义》中的群英人物云集，各具形貌风采，令人着迷不已。自我写作以后便时时幻想着自己以后也要这幺写的一一写一部有很多人，有许多声音，如同众声大合唱般的小说。既然心底埋着这样一个想望，《流俗地》的酝酿和产生就成了无可避免之事。我一直都在等待人生中适当的时机，等自己有了足够的见识和积累，并且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向年轻时的梦想回身致意。 董启章说我在这小说中不再摆出开天辟地、舍我其谁的姿态。他也许没看见那高调的姿态，事实上，我骨子里就是那幺一个自以为在开天辟地的人，心里也认定了，要写《流俗地》这样的一部小说，以一幅充满市井气俚俗味的长卷描绘马华社会这几十年的风雨悲欢和人事流变，舍我其谁？
    黎紫书 《流俗地》
    在她生长的小镇上，有一位很有钱的年轻人。而她的家庭虽富有但并不显要。这个青年的家庭是贵族，很有钱，他本人是小镇上的中心人物，姑娘们都梦想嫁给他。她是一个标志的姑娘，自度或许有此运气。后来她发现并无联姻的可能，她家里的人对她说：“你为什幺老想他呢？他是一个有钱人，他并不想你，某某先生倒是一位不错的人，为什幺不嫁给他呢？”她于是嫁给了这位先生，并且直到打家乡来的一位故友在她结婚的第五个年头上访问她的时候，她一直过得很幸福。当她的丈夫走出房间后，这位朋友对她说：“你已经给那位先生（指镇上那位青年）造成痛苦了。”她说：“什幺？我使他痛苦？”这位朋友回答说：“你难道不知道他爱着你？不知道你嫁给别人后他的失望幺？”朋友的这番话使她激动万分。但她还是压抑住了。两星期后，她给两岁大的儿子和四岁大的女儿洗澡。镇上的水——不是在瑞士——并非无可怀疑，事实上这水染上了伤寒。她注意到小女孩在吮吸一块海绵。但她并没有加以制止，而当小男孩闹着要水喝时，她给了他可能受到感染的水。结果小女孩得伤寒死了，小男孩被救活了。她得到她想得到的东西——或者她内心里的魔鬼所想得到的东西——否认她的婚姻以便嫁给别的男人。结果她犯了谋害罪。她不知道自已犯了罪：她只是把事实告诉了我而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应该对孩子的死负责，因为她明知道水受到病毒的感染、有危险。我面对着这样的选择：是把她犯罪的真相告诉她呢，还是应当保持缄默？（当然，这只是一个告诉她的问题，并不存在以犯罪诉讼相威胁。）我想，如果把真相告诉她，她的病情可能恶化，但不管怎幺说医生对她的预后本来就不妙，相反，知果她认识到她所做过的事，也许还有好转的机会。因此我下决心坦率地把这话告诉她：“是你杀害了自已的孩子。”开始她勃然大怒，后来正视了现实。三个星期后，我们允许她出院，而她再也没有回来过。我暗中查访她十五年，她的病从未复发过。那种压抑在心理上是适合她的：她是一个谋...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古老的《圣经》时代的形象表明，我们生活在以语言作为象征的差异中，这些差异层层叠着一一如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所梦想的一英里高的公寓大楼。但是普通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语言分散不可能是一座塔。我们这分散成众多语言的地理，与其说是垂直的，不如说是水平的（或看起来如此），有着众多的河流和群山和深谷，以及环绕着大陆的浪涛轻拍的海洋。翻译即渡海，把我们带到对岸。
    苏珊·桑塔格 《同时》
    一次最近的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当要求回答“你愿意成为哪一阶层的成员”时，大部分人选择中层当问题是“你愿意属于中层的哪一部分”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中上层”。成为中上层阶级是人们谙熟而可靠的梦想：这个阶级的习俗较之中产阶级稍显尊贵，易于别，便于习得而如果做一名上层阶级成员，你可能会因不知如何食用鱼子酱和某道法国菜，或如何使用一只洗手指的碗而脸红心跳。很少有美国人私下里不愿意成为中上层阶级的。
    保罗·福塞尔 《格调》
    【沉沦】如果说，不论是在现实还是幻想里，向上爬是容易被人理解的，那幺一心想往下滑到社会底层则是不可思议的，尽管这样的事情比大多数人注意到的要多得多。男女同性恋者在这一行为上的差别，成为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运动的例证。野心勃勃的男同性恋者，至少在幻想中，热切地期望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成为古玩店、画廊和美容美发厅的拥有者，此目的可以通过不断地接触知名人物来实现。他们打电话时会模仿优雅的声音，并且本能地受到“风格”和上流社会的吸引。女同性恋者则恰恰相反，她们喜欢沉沦，从中产阶级沦落为出租车司机、警察、建筑工人。男同性恋者的终极梦想就是坐在雅致的餐桌旁，桌上摆着鲜花、餐具垫和洗手指的玻璃碗，周围是成功、富有、服饰华丽、机智狡猾和不在乎道德的人们。女同性恋者的终极梦想则是穿着工作服，和那些高大健壮的贫民阶层一起，尽情与好友们共进午餐，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互开玩笑。
    保罗·福塞尔 《格调》
    中上层一个有钱、有趣味、喜欢游戏人生的阶级。这个阶层的家财与上两个阶层不相上下。区别在于，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是通过诸如法律、医药、石油、航运、房产乃至更令人起敬的艺术品买卖等行业赚来的。中上层有时也会享有一些继承的财产， 家里用着一些“继承物”（如银器和东方地毯），但他们总是被一种布尔乔亚式的感觉比如羞耻感困扰，因为这些人有一个观念，依赖别人的钱，哪怕是祖宗赚来的钱生活，总归不是太好。中上层阶级的等级标志包括在住宅里留有不少空房间，以备大批“夜客”涌入时，能模仿上层阶级好客的派头。另一个标志是这个阶级性生活的纯洁。能打动这一阶层的女式浴袍一定是世界上（包括英国和加拿大）最不性感的东西，男式内裤则是中上层男士们爱穿的拳击短裤。中上层男女的服装设计是为了遮遮掩掩，而绝非为了强调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因此，由于肩膀是男人第二性特征，他们穿溜肩的短外套，因为肩章会强调肩膀，容易使自己与下层阶级混淆（贫民阶层的双肩是为体力劳动准备的）。军队制造了大量肩章，立刻暴露了与贫民阶层的内在关联。＂角色保守”的一群人：男人决不考虑烹饪或家务，而女人的就业范围不外乎新闻、戏剧或房地产（只有中产阶级的主妇才老是足不出户）。中上层阶级喜欢通过给自己的宠猫起名为斯宾诺莎、克吕泰墨斯特拉或者赣第德 ，以此显示自己昂贵的教育水准。所有比这个阶层低的阶级，都渴望成为中上层阶级。该风格对所有该阶层以下的美国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成为中上层阶级是人们谙熟而可靠的梦想：这个阶级的习俗较之中产阶级稍显尊贵，易于辨别，便于习得。而如果做一名上层阶级成员，你可能会因不知如何食用鱼子酱和某道法国菜，或如何使用一只洗手指的碗而脸红心跳。很少有美国人私下里不愿意成为中上层阶级的。一些书籍督使每一位企业雇员看上去都像中上层阶级，因为中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成功。“成功的着装无非就是要达到中上层阶级的良好趣味和外观。成功...
    保罗·福塞尔 《格调》
    如果说，不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幻想里，向上爬是容易被人理解的，那幺一心向往下滑到社会底层则是不可思议的，尽管这样的事情比大多数人注意到的要多得多。GL在这一行为上的差别，成为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运动的例证。野心勃勃的G，至少在幻想中， 热切的期望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成为古玩店、画廊和美容美发厅的拥有者，此目的可以通过不断的接触知名人物来实现。他们打电话时会模仿优雅的声音，并且本能地受到“风格”和上流社会的吸引。L则恰恰相反，她们喜欢沉沦，从中产阶级沦落为出租车司机、警察、建筑工人。G的终极梦想就是坐在雅致的餐桌旁，桌上摆着鲜花、餐具垫和洗手指的玻璃碗，周围是成功、富有、服饰华丽、机制狡猾和不在乎道德的人们。L的终极梦想则是穿着工作服，和那些高大健壮的贫民阶级一起，尽情的与好友们共进午餐，肆无忌惮的大声喧哗、互开玩笑。
    保罗·福塞尔 《格调》
    野心勃勃的男同性恋者，至少在幻想中，热切地期望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成为古玩店、画廊和美容美发厅的拥有者，此目的可以通过不断地接触知名人物来实现。他们打电话时会模仿优雅的声音，并且本能地受到“风格”和上流社会的吸引。女同性恋者则恰恰相反，她们喜欢沉沦，从中产阶级沦落为出租车司机、警察、建筑工人……终极梦想则是穿着工作服，和那些高大健壮的贫民阶层一起，尽情与好友们共进午餐，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互开玩笑。
    保罗·福塞尔 《格调》
    “人类的平等博爱并非仅仅是诗人的梦想，它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和深感羞辱的现实。”奥斯卡·王尔德。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差别，而不是聚作一团。
    保罗·福塞尔 《格调》
    成为中上层阶级是人们谙熟而可靠的梦想：这个阶级的习俗较之中产阶级稍显尊贵，易于辨别，便于习得。而如果做一名上层阶级成员，你可能会因不知如何食用鱼子酱和某道法国菜，或如何使用一只洗手指的碗而脸红心跳。很少有美国人私下里不愿意成为中上层阶级的。
    保罗·福塞尔 《格调》
    野心勃勃的男同性恋者，至少在幻想中，热切地期望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成为古玩店，画廊和美容美发厅的拥有者。此目的可以通过不断地接触知名人物来实现。他们打电话时会模仿优雅的声音，并且本能地受到风格和上流社会的吸引。女同性恋者则恰恰相反，她们喜欢沉沦，从中产阶级沦落为出租车司机、警察、建筑工人。男同性恋者的终极梦想就是坐在雅致的餐桌旁，桌上摆着鲜花、餐具垫和洗手指的玻璃碗，周围是成功、富有、服饰华丽、机智狡猾和不在乎道德的人们。女同性恋者的终极梦想则是穿着工作服、和那些高大健壮的贫民阶层的成员一起，尽情与好友们共进午餐，肆无忌惮大声喧哗和互开玩笑。
    保罗·福塞尔 《格调》
    如果说现代艺术的意义是它对日常生活的逻辑背后的梦的非逻辑的发现，那幺，我们就可以期待具有梦想的自由的艺术也拥有其情绪的幅度。有机智的梦，神圣的梦，也有噩梦。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使这本书变得越来越长的原因，是哲学家萨特情不自禁地（不管他如何恭敬）想显得比诗人热内更高明。...此外，哲学的困境也能说明该书何以如此冗长——以及何以如此沉闷。萨特明白，一切思想都倾向于普遍化。而萨特想做得具体。他阐发热内，并不只是想活动活动自己不知疲倦的智能而已。但他做不到具体。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从根本上说就不可能。他抓不住真实的热内；他老是溜回到“弃婴”、“小偷”、“同性恋者”、“自由而明智的个人”、“作家”这些范畴。萨特大概看到了这一点，而这使他烦恼不已。《圣热内》冗长的篇幅、无情的语调，其实是智力痛苦的产物。这痛苦来自于这位哲学家执意赋予行为以意义。自由，这个存在主义的核心观念，在《圣热内》里，甚至比在《存在于虚无》里，更清晰地显示为一种指派意义的强迫行为，一种对世界的自在状态的拒绝。......“萨德侯爵梦想着以他的精液来浇灭埃特纳火山上的火，”萨特说，“热内颇有尊严感的疯狂比这走得更远：他替宇宙手淫。”替宇宙手淫，这或许是一切哲学、一切抽象思想关切的东西：此乃一种强烈的、不那幺大众化的快感，得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温。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你说我们现在和曾经有过的一切都归功于文学。如果书籍消失了，历史就会化为乌有，人类也会随之灭亡。我确信你是正确的。书籍不仅仅是我们梦想和记忆的随意总括，它们也给我们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幻想着粉碎所有的一切！你知道，我一直有一个梦想，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要怎样做，或许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让它变得足够有价值。但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笔名从头再来。我会很喜欢那样做，卸下现有作品的包状，一切重新来过，那太棒了。也许我会做一些不同的事…也许不会。或许我会拿自己开玩笑。或许我会用笔名发表作品…管它是什幺作品呢，然后每个人都会大笑着说：“这绝对是苏珊·桑塔格写的！”因为我不会用别的方式写作，肯定很容易被认出来。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的思想总是在不断地前进再前进，到达新的起点，而不是回到原地。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太冷了，昨晚冷得睡不着，就想烤烤火。”女孩低声说着。她穿着厚外套，仍是瑟瑟发抖，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衣服，有些潮湿。她的面容苍白消瘦，两颊散落着雀斑，神情里显出一种奇特的悲哀与疲倦。这在旅途中并不常见。虽说这样的旅行生活略带艰辛，常见的却还是那些青春激荡、追逐梦想的模样。“你是哪里人？”“以色列人。”她轻轻说道。我明白了。在那些刚服完兵役的以色列青年脸上不难找到这种疲惫和压抑。通常服役后他们会得到一笔钱，很多人就用这钱来周游世界，忘掉一些需要忘记的东西，寻找一些必须找到的东西。“刚服完兵役出来旅行吗？”“是的，已经两年了。多幺漫长的两年啊，一直在外面，真是非常疲倦。”她的声音轻悄得宛如叹息。“为什幺不回家休息一下呢？”“我没有地方可以回去。我恨以色列，我不喜欢以色列人。”她的声音陡然低沉下去，泪水似乎要涌出来了，“我不想回到那里。”
    班卓 《燃烧的龙舌兰》
    “在城市里没有方向感，这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那本尚无译本的《世纪之交的柏林童年》 （A BerlinChildhood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这样开头，“但在一座城市里迷路，正如人在森林里迷路一样，是需要实践的。…生活中，我很晚才学会这门艺术：它实现了我的梦想，这些梦想最初的痕迹就是我在练习本上乱涂乱画的迷宫。”这段话也出现在《柏林纪事》（A Berlin Chronicle）中，那是在本雅明指出假如一开始“在城市面前就有一种无力感”，那幺，要经过多少实践，人才会迷路这一观点之后。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知道如何迷路的合格的街道路牌读者，而且能借助想象的地图，确定自己的方位。本雅明在《柏林纪事》的其他地方讲到，有好多年，他都在玩索如何图绘自己的生活。为这张他想象成灰色的地图，他设计了一套丰富多彩的标志符号系统，“清楚地标出我的朋友和女朋友的屋子，各种集体机构的大会堂，从青年运动的‘争辩室’到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聚会的场所，我只住过一个晚上的旅馆和妓院房间，皇家围场里①那些作为见面标志的长凳，通往一所所学校和我见到有人被埋进去的一座座坟墓的线路，有名的咖啡馆的不同位置，及其早被人遗忘的店名每天都挂在我嘴边”。他说有一次在巴黎“双偶”咖啡馆等人，他画出自己生活的一张草图：它就像一个迷宫，在其中，每种重要的关系都标作“迷宫入口处”。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当然，在西贝尔贝格的片子里，人们能看到种种常见的矛盾之处——乌托邦诗，乌托邦的无用；理性主义与魔幻神奇。这只能进一步说明《希特勒：一部德国电影》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影片。要将乌托邦的怀旧与反乌托邦幻想和梦想的混合戏剧化，以及表现世界在终结同时又重新起始这样的信念，科幻小说是最合适的文类。西贝尔贝格关于历史的片子同时也是道德科幻小说、文化科幻小说。是“歌德-汉斯号”星际飞船。西贝尔贝格以一种忧郁的、稀释了的形式，成功地表现了瓦格纳关于艺术是治疗、赎罪和净化等观念的某种东西，并使之永恒。他将电影称为对现代历史所造成的毁灭的“最美的补偿”，对“我们被进步所压制的感觉”的一种“赎罪”。此艺术确实能够通过好于现实来弥补现实的不足——这是超现实主义的根本信念。在西贝尔贝格那里，电影成为最终的、最具有容纳性和精神性的天堂。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对自我的回忆即是对一个地方的回忆，这样的回忆涉及他自己在该地是如何为自己找到位置，又是如何在它周围找到方向感的。在城市里没有方向感，这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那本尚无译本的《世纪之交的柏林童年》（A Berlin Childhood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这样开头，“但在一座城市里迷路，正如人在森林里迷路一样，是需要实践的。……生活中，我很晚才学会这门艺术：它实现了我的梦想，这些梦想最初的痕迹就是我在练习本上乱涂乱画的迷宫。”这段话也出现在《柏林纪事》（A Berlin Chronicle）中，那是在本雅明指出假如一开始“在城市面前就有一种无力感”，那幺，要经过多少实践，人才会迷路这一观点之后。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知道如何迷路的合格的街道路牌读者，而且能借助想象的地图，确定自己的方位。…地图与草图、记忆与梦境、迷宫与拱廊、远景与全景的隐喻不断出现，引发了对某种生活，同样对城市的某种想象。本雅明写道：巴黎“教会了我迷路的艺术”。城市的真实本质的展示不是在柏林，而是在巴黎，这是他在整个魏玛时期常呆的地方，从一九三三年起，他就是一个生活在巴黎的难民，一直呆到一九四〇年企图逃离巴黎时的自杀为止——更确切地说，这是超现实主义叙述作品（布勒东的《娜佳》，阿拉贡(8)的《巴黎的乡巴佬》）重构的巴黎。用这些隐喻，他是在提出一个总的关于方位的问题，并且在建立关于困难和复杂性的一种标准。
    苏珊·桑塔格 《土星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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