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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之间的这种对比，将转换成生与病之间的对比。疾病（被等同于死亡）成了生命的对立物。（……）(p.68) 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0

伊丽莎白时代的隐喻被用来表达对某种最终会波及个体的总体失调或公共灾难的不满，与此不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 (p.66) 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它们时不时地出现在浪漫派把心与脑、冲动与理性、自然与人工、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的奇谈阔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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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对瘟疫的体验，摆脱不了道德污染这类顽固的观念，人们总是在瘟疫肆虐地区之外寻找一个替罪羊（全欧洲范围内对犹太人的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发生在一三四七年和一三四八年，而一旦瘟疫结束，大屠杀就立刻停止了）。（……）如今，说癌症是因“环境”所致，就如同过去——现在仍是如此——说癌症是因情绪失调所致一样，都已经成为老生常谈。（……）(p.65) 现在，由于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敏感，他们开始认为，存在着一种癌症“流行病”，或者是癌症“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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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古代被解释为惩罚的那些疾病 (illnesses)，如《俄狄浦斯》中的瘟疫，并不被认为是丢脸的 (shameful)，这与麻风病以及随后的梅毒后来的情形不同。就疾病 (diseases) 在那时所获得的意义而言，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唯有伤残 (injuries and disabilities)，而不是疾病 (diseases)，才被看作是个体的报应 (individually mer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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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通病” (generic sickliness) 这个范畴被有关致病原因的极其具体性的新知识从十九世纪的医学思维中清除出来时，它却移入了心理学这个日益扩大的领域。本来是身体患病的人却成了患神经衰弱症 (neurasthenic) 或神经官能症 (neurotic) 的人。有关一种被有机物所污染、客观上存在着致病性的环境 (an organically contaminated, objectively pathogenic environment) 的观点，又一次出现在心理学的这一观念中，即认为存在着一种已遭到心理污染的气氛 (ambiance)，它容易导致心理疾患的产生。这一观点并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里，随着心理学新近获得了作为科学的可信度，它又返回来重新影响医学。人们普遍持这种观点，即众多的疾病，或者甚至是大多数的疾病，并非真正的“身体”疾病，而是心理疾病（比较保守地说，是“身心失调”） (that many or even most diseases are not “really” physical but mental (more conservatively, “psycho-somatic”))，这种看法，再加上其对病因和意义的过多的解释，以一种新的样式使瘴气说的形式永恒化了，在二十世纪获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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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赋予结核病的那种温柔的死形成对比，艾滋病和癌症一样，导致难堪的死。缠绕着集体想象力的所有那些被隐喻化的疾病，无一例外都将导致难堪的死，或被认为将导致难堪的死。有性命之虞，这本身并不足以引发恐惧。（……）人们恐惧癌症更甚于恐惧心脏病，（……）患心脏病是一个事件，但它并不给患者带来一种新身份，使患者变成“他们” (“them”) 中的一员。(p.113) (Eng. p.126) The most terrifying illnesses are those perceived not just as lethal but as dehumanizing, literally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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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检查意味着化验。要化验就要花时间，考虑到有效的医学化验不可避免地具有工业特征，那幺，花去的时间可能长达几星期：对那些认为自己是在等待死刑判决或开释判决的病人来说，这是极度折磨人的拖延。许多人因恐惧化验结果，恐惧自己的名字被列入使自己日后陷入受歧视或更糟糕境遇的另册，或出于宿命论（这样做又有什幺用呢？），而不愿去做化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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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因疾病而引起的极度心理折磨蔓延到身体的每个部分时，本来有效的治疗也就变得不可能了，因为“本来不过是大脑的一个次要方面、一个症状的东西，现在变得如此强烈，以致医生不得不集中力量来治疗这个次要方面或症状，而不是治疗 (p.110) 疾病本身”，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无异于放弃治疗：（……） (p.110) 就前现代医学而言，疾病被描绘为似乎是一种直觉经验，是外部与内部的一种关系：身体内部的某种类似不适的东西将显露在身体表面，肉眼可以看得见（或在身体表面以下，这时就要靠听诊或触诊），当身体内部被打开以便检视（如在外科手术和验尸中）时，这一内部不适就被确认。而现代医学——也就是说有效的医学——却显示出在身体内部能观察到什幺这一问题上远为复杂的概念：观察的对象不仅包括疾病的结果（如受损器官），而且包括疾病的病原（微生物），而观察所依据的是更为精细的疾病局部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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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令人恐惧的流行病，但尤其是那些与性放纵有关的流行病，总在该流行病的假定携带者（这通常只是指穷人，而在美国，则指有色人种）与那些被界定为“普通人口” (“the general population”) 的人们之间——做这种界定的人是卫生专家和其他官僚——划出一条先入为主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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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一种叙事似乎比一种思想的用处要小。我写作那本书 [《疾病作为隐喻》] 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毕竟，我的目的是实际的。因为，我一再伤心地观察到，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们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去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例如，它们使患者对诸如化疗一类有效的治疗方式产生一种非 (p.91) 理性的恐惧，而强化了对诸如食疗和心理疗法这类完全无用的治疗方法的迷信）。（……）我希望劝说那些心怀恐惧的患者去看医生，或用称职的医生替换那些不称职的医生，只有他们才能给予患者适当的照料。要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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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军事隐喻的滥用，可能在所难免，这个社会越来越限制着道德原则诉求的广度和可信度，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服从于对自我利益和赢利的计算，则会被认为愚不可及。而战争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种被认为不应该以“现实”眼光加以看待的行为；（……）在那种倾其所有的全面战争中，付出也是倾其所有的，毫不犹豫的——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不过，对疾病的战争（……）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 (by the inexorable logic that governs all relational terms)，意味着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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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幺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欧洲自身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理当免于疾病的（欧洲对自己——以侵略者或殖民者的身份——带给异邦的、“原始的”世界的致命疾病所导致的程度 (p.124) 大得多的毁灭，令人惊讶地不当一回事：想一想天花、流感和霍乱对美洲和澳洲原住民造成的灾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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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有关肺结核的神话，还是当今有关癌症的神话，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富有责任，不过癌症意象更具惩罚性。考虑到存在着借以判断人格和疾病的那些带有罗曼蒂克意味的价值，那幺，换上一种据认为是因激情太多而导致的疾病，还有一些荣耀可言。然而，对一种据认为源自情感压抑的疾病而言，通常就只剩下耻辱了。那种把癌症当作是因表达无能而患上的一种疾病的观点，把罪归咎与癌症患者；它聊表同情之心，却也同时传达出轻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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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引述调查结果——多数文章参照了这些调查结果——说在被调查的数百名癌症患者中，据悉有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三的患者感到压抑或是对他们的生活感到不满，并因父母亲、情人、配偶或至交的去世、分手或离别引起的失落感而遭受痛苦。然而，同样可能的是，在同等数目的未患癌症的人群中，大部分人也会称自己情绪低落，曾遭受过精神创伤：这被称为“人类状况”。对这些个案史的描述，采用的是一种特别直率的语言，充满了绝望的意味，充满了对孤独自我及其老是不甚满意的那些“关系”的不满之词和困惑之语，分明打上了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烙印。这正是众多美国人现在用来描绘自身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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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结核病如何被归因于贫穷和不健康的环境，人们仍然认为，要感染结核病，某种内在的脾性是不可或缺的。医生 (p. 37) 们和门外汉们都深信存在着一种结核病性格类型的人——正如当今人们深信存在着一种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这种看法远非局限于民间迷信，它以最先进的医学思想的面目出现。与当代那种据认为易患癌症的性格类型的怪物——那些不动感情、克制和压抑的人——比起来，十九世纪的想象力所挥之不去的那种易患结核病的性格类型，是一种由两种不同的幻象混合而成的混合体：这种类型的人既充满激情，又感到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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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结核病，而是精神错乱，成了当今我们有关自我超越的那种世俗神话的表达。（⋯⋯）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崇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为是癌症的诱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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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把众多或许是倒错的欲念加以合理化，并把它们转化为文化方面的虔信，有关结核病的那种神话才能在将近两百多年的世间里面对无可辩驳的人类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医学知识而留存下来。如果读者仍觉得难以想象，说这样一种令人恐惧的疾病 (p. 34) 的现实怎幺会如此荒谬地被歪曲，那不妨考虑一下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与之不相上下的一种扭曲行为，那种感到有压力、需要去表现自我的罗曼蒂克姿态导致的扭曲行为。（⋯⋯）在二十世纪，被当作高超感受力的标志、能够显示“超凡脱俗的”情感和“愤世嫉俗的”不满情绪的那种讨厌的、折磨人的疾病，是精神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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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发生的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使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时髦”）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内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一种内部装饰）双双变成比喻，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结核病影响下的关于身体的观念，赋予贵族的外貌一种新的模式——恰逢贵族已不再是一种力量，而主要以一种形象开始出现之时（“富无尽头。瘦无止境。”温莎公爵夫人曾如是说）。的确，把结 (p. 28) 核病浪漫化，是把自我提升到形象高度的那种颇有现代特色的做法的第一个广为流传的范例。⋯⋯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所形成的那些与结核病浪漫化息息相关的隐喻，在二十世纪妇女的那种时髦（对瘦的崇拜）中，找到了得以栖身的最后堡垒。渐渐地，作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痨病相越来越成为女性的理想外貌——而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大男子们却变得体态肥胖，他们建立了工业帝国，创作了成百上千的小说，发动战争，劫掠于各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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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既带来“精神麻痹”（罗伯特 • 路易斯 • 斯蒂文斯语），又带来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种描绘感官享受、张扬情欲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描绘压抑、宣扬升华的方式。尤其是，它肯定了下列做法的重要性，即意识上更敏感，心理上更复杂。健康反倒变得平庸，甚至粗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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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派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通过有关结核病的幻象，同样也可以美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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