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当现实没意思的时候，我愿意回到古书里。当然，我并不是厚古薄今，古代的生活，也和如今的现实一样，一地鸡毛，但书经过过滤和筛选，把没意思的生活过滤和筛选掉了，留下的，是有意思的生活；把没意思的人过滤和筛选掉了，留下的，是有意思的人；谁不愿意跟有意思的人和事待在一起呢？这就是书的作用，这就是看书的目的。”

刘震云《咸的玩笑》0

爱讨好外人的人，不会讨好家里人；爱巴结别人的人，喜欢家里人巴结他；在外边受了欺负，就对家里的人很凶狠，用残暴维持自己的家长地位；他掌控不了这个世界，非要把世界变成他能掌控的样子；他掌控不了世界，就掌控自己的家。

刘震云《咸的玩笑》0

在解读人们的利益时也有同类的问题（例2）。人们的行动当然不是直接由物质利益所引导，而是由他们对于利益的主观理解所引导。但是，这并非两个非此即彼的选项，这只是向缘起链条的右端更挪动了一步。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人们的物质利益是否会直接形塑他们的政治行为，而是人们的主观利益和物质利益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连续光谱：在一端，人们对于利益的主观理解与物质利益完全脱节（如“我就想让所有人都相信这些古怪的想法”）；在另一端，主观利益完全就是物质利益（如“我就想多赚钱”）。但是，这两种都同样可以被说成是主观利益，因此这种物质利益与主观利益的对决其实是虚假的，这种对决当然也是不公平的。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0

任务要具体而合理有一点很重要，你不能给受访者提出太难的问题。对于那类问题，受访者无法完全准确地进行回答。也就是说，你不应该超出受访者的实际能力，来要求他们进行抽象的概括。比如说，不要问他们与朋友发生意见分歧时，他们“通常”会怎么做。你应该具体说清楚，你问的是哪一个朋友，哪一次争执（比如说最近的一次争执）。你一提到“通常”，人们的思维就会切换到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怎么做上。在人们心目中，你“通常”怎么做，也就代表着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因此，在被问到“通常”时，他们回应的往往更多是自己想要怎么做，而不是实际怎么做。比如说，他会说“我通常会和朋友就实际存在的问题努力沟通”。当然，很多人在最近一次争执中摔门而去、拒接电话，与朋友从此视同陌路；但被问及到“通常”时，他们仍会说“我通常会和朋友就实际存在的问题努力沟通”。毕竟，所有人都想做个好人。

约翰·李维·马丁《领悟方法》0

我们好多人都被教导说，要以如下方式来做社会学：第一，想出理论；第二，选择可以检验理论的资料；第三，得出理论的蕴含之义(implication)；第四，用资料检验这些蕴含之义；第五，理论被驳倒或保留。但是，真正的科学并不是这样运作的。这种做法的陷阱在于，一旦有其他理论照样也能解释这些现象，即便“世界与你的这个理论一致”，它业没有太大意义（我在第9章中还会讨论这一点）。你会说，如果没有其他理论与世界一致，而只有你的理论与世界一致呢?这几乎不太可能。做研究的目的是了解世界，而不是去检验自己的各种奇思怪想。此外，理论检验的逻辑只有我们驳倒理论时才有分量。没有驳倒自己的理论并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只要检验时马虎潦草，你可以让一个理论永远驳不倒。所以，理论检验不是你应该对自己的理论做的事情。理论检验的做法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这个理论广受推崇且有明确的经验推论，你认为它是错误的。如果理论A说“人们一直在做某事”，你只要表明曾经有一度人们并不这样做就可以驳倒它。但是，如果不想驳倒某个理论，就别去检验它。在多个理论之间进行裁定（显示某一个理论优于其他理论）和这不是一回事，但你很少有机会去进行理论裁定（而不是摆样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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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确实在追逐幻影，因为我们迷恋于某种能够对世界做出重要断言的理论。理论用来迷惑我们的最常用的伎俩，就是所谓的“物化谬误”（reification）或者“实际性误置的谬论”（the fallacy ofmisplaced concreteness）＊。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一个“理论”用语或者一个概念（即帮助我们组织思想来认识世界的一种简便方式）当成了实在的事物本身。一旦它被当成了实在的事物，我们就很容易认为它还可以“做事情”，然后就以此来解释世界。例如，很多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感兴趣。资本主义是基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生产方式的。这个理论概念是非常有用的（我还会继续用到这个例子），但是这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是存在于某处的一个实在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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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要让别人乐意跟你谈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别人当作专家。这不是要你睁大眼睛，说一些“你好棒呀”之类违心的鬼话，而是要你诚实地让人家知道，你确实想从别人身上学习东西，而且这种学习了解对你自已和他人是很重要的。有些学生会说，这样做很虚伪。他们说，“老师说的可不是什'想让我们接触校园外面的世界，了解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他说的就是你们得写篇论文，发表出去”。他们不明白老师的真正用意。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想让学生们真正做的，就是了解世界上其他人到底干些什么。这才是社会学的本质。你应该能够诚实地回答调查对象的这些问题，并且让他们满意。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你就应该考虑改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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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你找到了一个叫“为了理想未来而家里蹲”的网络组织。他们的使命宣言中说，“日本社会鼓励人们谨遵规则、过多工作、自我牺牲，但是现在对于进入这个机器的人来说，它连最低生活标准也给予不了，所以我们决定彻底退出这个社会。”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研究对象！你找到了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他们对其生活方式的解释非常令人信服。你就此写了一本书。在准备出版之际，你还想再次去找他们，来补充一些资料。这时候，你却发现，这个组织曾经最活跃的博客作者，现在居然是贝尔斯登投资银行的副总裁。你再去找组织中的其他人，发现他们也都去工作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其实是一个有普遍性的陷阱：如果有人能够有条有理地阐述某些理念，他的话甚至可以直接照搬到社会学论文里，那么一般来说他和社会学家以及其他中产阶级从业者的共同点，应该远远大于他和其他群体成员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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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进入的调查点非常不幸，我经常听到的回答是，“哪儿容易进入我就去哪儿”便利抽样，指的就是你选择只研究那些容易得到的资料，或者只去容易进入的调查点。你自己也会觉得，这样说不是太理直气壮。这会让人觉得你有点懒，对吧？此外，我要不断重复的一点是，这个调查点之所以容易进入的原因，也可能正是它不适合用来回答你的理论问题的原因。比如说，你的研究问题是“大学男生如何看待两性关系”，你知道有一个讨论两性关系的小组，就跑去访谈那些人。但是，你很容易找到这些人的原因，就是他们非常关心两性关系。他们是不具有典型性的。不是“无代表性”，而是对于你的研究问题来讲不太“公正”。容易进入的调查点即便是公正的，也可能仍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如果你想研究“组织失败”（organizational failures）。你正好有个朋友，在新西兰惠灵顿（Wellington）郊外的沃格尔镇（Vogeltown）的一家情趣蛋糕店工作。你觉得，去那儿做民族志还会是挺有意思的。如果你真是随机选择了一个国家，然后翻开电话号码簿，随便用手一指，正好指到了这家蛋糕店，人们可能会觉得你的研究还算有意思，可能还愿意继续读你的研究。如果不是这样，选择这个调查点就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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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个趋势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能够编写历史的入，通常比一般人年长。十六世纪早期的作家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 Castiglione，[15281200：65）发现，任何年代中，老人都会觉得“世道一代不如一代”。这种看法肯定站不住脚，因为如果永远世风时下，我们早就禽兽不如了，他的解释是，这就好比站在船上离开海岸的人们会感到海岸在后退一样。人在变老的时候，其不是世界在変差，而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在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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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介于牢骚和护的叙事方式，我们称之为问题化（ Problematizations）。这种叙事类型中，人们会把某种现存状况说成是有问题的，我们通常会称这些人为创业家。问题不是明摆着的吗？比如说，人们受到黑帮的欺凌，这当然是个问题，怎么还需要有人指出来？原因在于，人们通常是先有了解决方案以后，才会提出问题。在没有解决方案之前，人们不把那称为“问题”・而是称为“生活”。即便有了解决方案，人们仍然可能不把潜在的问题当成是问题。必须有人到处奔走，来说人们相信问题的存在。兰德尔・科林斯（ Collins，1998）对此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研究佛教史，就会认为印度教徒被动地陷于生死轮回当中，却安于现状、无法改变。他们一直处于这种悲慘的境遇当中，直到佛祖想出了能够跳出生死轮回的方法。但是科林斯认为，问题其实是伴随着佛教的诞生才出现的。只有把以往的境遇定义为存在问题的，佛教才能兴盛。这样种过程其实相当普遍。这意味着许多文档是反过来的。文档中会说，先有了问题，作者才致力于去解决它。实际上，作者先有了解決方案，然后（通过把现状问题化）成功地创造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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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社会现象，即便其中涉及明确的因果系，你也没法操控它。但是另外一些社会现象是研究者可以操控的，至少把它的强度降低之后，研究者就可以操控它了。比如说，在实际生活中的刺激强度可能很大，我们无法控制这种现象，但实验当中我们只给实验对象一小点儿刺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控制这种现象了。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来说没有什么错，但是其中有一个难题：有些时候我们认为的量变，其实是一种质变。强度降低的同时，事情的基本机制也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都觉得实验当中的推理链条十分可靠，以至于很少会停下来反思实验过程中我们的行为，即我们对实验对象的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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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4章中曾经讲过，人的行为在不同环境下有不同的可能性。如果你通过各种设置方式，只为实验对象的行动留下一种可能性而杜绝了其他可能性，那么你当然只能观察到那种可能性了。这种方式无法证明“事情确实是这样发生的”，也无法证明“事情通常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这样“先演绎再检验”，而是先去人为制造出一种现象，再去思考这个过程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通常会提出好几种可能的解释，这时再从这些解释中进行排除和筛选。如何进行排除和筛选呢？这就需要我们再设计一系列新的实验，这些实验中的设置各有不同。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其实是借鉴了非实验的比较研究。它要进行系列精心设计的比较，以此排除掉那些似是而非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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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做好观察模板尼普特恩格擅长于做笔记，你可以去她的书中去寻找更多的细节。我在这里只讲一点，那就是你要事先设计好某种表格或“模板”（这是尼普特恩格的话）来做笔记，这会让你受益匪浅。有时候，这个模板可能是个房间平面图，你在上面用各种箭头符号来标注出人们的移动轨迹。有时候，这个模板可能是个矩阵表格，行代表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时间，列代表各种事件、后果或行动。开始观察前，要好好设计你的各种标注符号，因为你不可能在观察到一半时再改变这些标注符号。最好的标注符号，就是把你看到的状况直观地对应于你手上的动作。如果你想描述人们的移动轨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来代表不同的人。这个人向左走，线条就向左画；他向后走，线条就向后画。最糟糕的办法，是人为设计一套需要查阅的编码。“张三在向右跑，李四在向后走。张三的编码是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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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的词根 ethno”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人”，动物行为学（ethology）的词根"tho”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习性”。动物行为学源于十九世纪的法国，用来描述对动物行为习性的研究。比如说你去观察小鸡，就会发现它们会用爪子创地、进食、追逐、彼此啄击。这种观察人的方法，和经典的民族志方法完全不同。民族志也强调进行系统的观察，但它总是认为人是有意识的行动者，要理解他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理解行为的意义。动物行为学则相反，它并不预设动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强调的是记录行为，然后解释它的功能。好多动物行为学研究，都会填写“动物行为谱”（ ethogram），上面是这种动物正常行为的全部名录，研究者要记录下动物在每时每刻做的所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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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录像，录像，录像如果可能的话，你最好把观察内容录制下来。这样就可以事后再去反复观看，比较你当时的笔记和实际场景之间的异同。永远不要低估实际观看的重要性。你可能会觉得反复看一件事情，实在太枯燥了。但是正如约・凯奇（cage 1961：93）所言，“如果你听了两分钟，觉得很枯燥，那就听上四分钟。如果还是枯燥，那就听八分钟。实在不行就听十六分钟，三十二分钟。逐渐地，你就会发现这东西一点也不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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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他们在共同追赶另外一个人”。所以，如果你的笔记里只有你的解读，而没有你的亲眼所见，那笔记就没有记好。永远不进行任何推测，笔记里不包括任何解读，那样当然最好不过。但是实话讲，多数时候这根本办不到。如果不加任何解读来进行组织，只是忠实地记录所有具体动作和事件，观察笔记一定会变得冗长不堪、难以卒读。观察不是读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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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在积累了大量资料后，你可能需要一种系统的办法，来帮你方便地找到某项资料。有时候，人们把这称为对笔记进行“编码”。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对笔记进行“编码”（code），而要对笔记进行“标记”（tag），原因我会留到第8章中再详细讲。如果你要对笔记“编码”，就需要确实地说出某个资料是关于什么的。比如说，你对某个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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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认为，问卷调查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具有代表性，其实那并不是它的真正优势。我们通常认为，问卷调查的最大劣势就在于作答结果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其实那才是它的真正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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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建议是，对一件事情，只要去问，就把它彻底地问清楚。……对不一致之处进行推敲，并不是要你去进行猜疑和盘问，而是要排除交流中的误解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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