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屠杀的起源，在战后一直有所谓“蓄意主义”（intentionalism）与“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之争，前者相信，大屠杀是希特勒反犹意识形态与个人极权的产物，后者则倾向于认为，大屠杀是纳粹体制内部权力斗争与战争环境变换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累积激进化”。但不论蓄意还是功能，在其极端变体里，都可以起到为德国开脱罪责的效果：希特勒的个人作用被放得越大，德国人就越像他的牵线木偶，不必为主动性负责，而如果大屠杀被构建为一种取决于无数因素的事物，德国人的责任也同样愈加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