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说身穿紫袍戴着枷锁的瓦列里安，被展示在群众的面前，完全是一副落魄王侯的可怜相。还听说只要波斯君王上马，脚下就要踩着罗马皇帝的脖子。尽管所有的盟邦都在劝他，要记住命运的兴衰无常，要提防罗马会东山再起，要让有身价的俘虏成为和平的保证，不能只当做泄愤的对象，但是沙普尔完全置之不理。等到瓦列里安受不了这种羞辱和悲哀死去以后，他的皮还被剥下来填进干草，做成人的形状，好几代都保存在波斯最著名的庙宇里面。比起爱虚荣的罗马人经常建立的铜像和大理石像，相比起来是更要真实得多的纪念碑。这个故事非常感人，富于教育意义，但是真实性值得可疑。现在仍旧保存着东部的王侯写给沙普尔的信，看来都是冒名伪造。再说这个充满猜忌心的君王，为了对待竞争的敌手，如此公开侮辱帝王的尊严，也是完全不通人情的事。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0
爱德华·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0而现在这“万年青”依旧活着，每次到许先生家去，看到那花，有时仍站在那黑色的长桌子上，有时站在鲁迅先生照像的前面。 花瓶是换了，用一个玻璃瓶装着，看得到淡黄色的须根，站在瓶底。 有时候许先生一面和我们谈论着，一面检查着房中所有的花草。看一看叶子是不是黄了？该剪掉的剪掉，该洒水的洒水，因为不停地动作是她的习惯。有时候就检查着这“万年青”，有时候就谈着鲁迅先生，就在他的照像前面谈着，但那感觉，却像谈着古人那幺悠远了。
萧红 《回忆鲁迅先生》0
萧红 《回忆鲁迅先生》0她在《反对阐释》三十周年纪念版的前言中说：“如果我必须在大门乐队（The Doors）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做出选择的话，那我当然会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我非选不可吗？”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访谈录》0所有记忆都是个人的，不可再生产的一它随着每个人死去。所谓的集体记忆，并非纪念，而是规定：这是重要的，而这是讲述事情经过的故事，还配合照片把故事嵌入我们脑中意识形态制造了庞大的图像档案，这是一些代表性的图像，概括人们对重要性的普遍看法，并催生可预期的思想和感情。用做海报的现成照片一原子弹试验的蘑菇云、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馆的讲话、太空人漫步月球一一等于觉片断，如同广播中加插的讲话片断。它们纪念“重要历史时刻”，其醒目不逊于邮票；事实上，那些耀武扬威的图像（除了原子弹爆炸图像）真的变成了邮票。幸运的是，并没有纳死亡集中营的标志性图像。 在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期间，艺术被重新定义，就像任何注定要被供奉于某种博物馆里的东西一样。同样地，如今很多摄影珍品也注定要被展览和保存于博物馆式的机构里。在这类涉及恐怖的档案中，有关种族灭绝的照片的机构化发展最为明显。为这些照片和其他遗物设立公共贮藏室，意味着确保它们所描述的行将继续萦绕在人们的意识中。这就叫做纪念，但事实上远远不只是纪念。 现时不断扩散的纪念馆，是一种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太人被进行思考及的方式的产物、路撤冷“亚德N”大杀念、华盛顿特区大屠杀纪念馆和柏林犹太人纪、则是这一产物的制度化成果。这场大的照片和其他纪念品被用做水久再环以确保它们展示的事情被记。一个民族的苦难和难的照片，不只是死亡、失败、受害的提物它们还使人想起幸存的奇迹。要使记忆永久化，将不可免地意味着执行不断更新、创造、回忆一尤其是在偶像式照片的烙即的协助下一一的任务。人们希望可以参观以及加深一一他们的记忆。如今，很多受害民族都要求有一座纪念馆、一座庙宇，以便全面地、按编年形式有条不地、有配图地叙述他们的苦难。例如，亚美尼亚人长期以来吵嚷着要在华盛设立一个纪念馆、把亚美尼亚人遭奥斯曼土耳其人灭族的记忆制度化。但是为什幺在美国首都，...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0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0不是我的设计，而是你们所有人的感情，使得这块纪念碑活了起来。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争接近尾声的那几个星期，党卫军办公室充斥着各种伪造的身份证件。可以证明六年间系统屠杀的文件资料一度堆积如山，如今全部销毁。艾希曼的部门比其他部门做得更成功，他们把所有文件付之一炬；不过那当然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信函都寄到了别的行政和党务部门，而那里的资料最后都落到了盟军手里。关于“最终解决”的故事，还有足够丰富的档案材料存世，其中大多已借由纽伦堡审判以及后续审判而公之于众。故事通过某些经宣誓或未经宣誓的证词得到了印证。证词的提供者有之前审判中的证人及被告，甚至还有已经离世者。（所有这一切，以及一定数量的传闻证词，都按照第十五条法令被纳为证据。这条法令规定，法庭“可以偏离证据原则”，前提是法庭能够“指出造成这种偏离的理由”。艾希曼受审时就采用了这条法案。）来自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法庭证词以及十六位证人证词对书面证据作了补充。这十六人因为主控官宣布“准备以谋害犹太人民的罪名起诉他们”而无法亲临耶路撒冷。尽管在第一次开庭之时他就声明，“如果辩方有人愿意前来出庭作证，我不会挡道。我不应该制造任何障碍”，但后来他拒绝承认对这些人提供豁免。（诸如此类的豁免，完全取决于政府方面是否有足够的善意，依照《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的起诉并非必须。）那十六位证人中，七位在坐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来到以色列。这下就成了技术问题，不过，它的存在却非常重要，因为它给了以色列当头一棒，后者声称以色列法庭至少在技术层面“最适合审判最终解决的刽子手们”。以色列政府认为，在“最终解决”问题上，他们的书面资料和证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丰富”。关于书面资料的声明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很晚才成立，在档案资料方面并不具备优势。事实很快证明，以色列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听不到辩方声音的国家；还是在这个国家里，辩方无法对在之前审判中作过证的某些控方证人进行盘问。更为严重的是，被告及其律师实际上“根...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我和我亲爱的反对者一起，问相同的问题：存在有什么意义？只是我必须承认，我的内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期待。 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渺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大部分人将他们的基因留在其他人身上，留在他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上，留在他们做过的所有事情上：他们或被教育或被折磨，或被建立或被损毁，或整理花园或砍倒树木，于是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命运，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沙漠，就这样在每个人的贡献下成型，不管这种贡献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那些无以计数的个体产生了我们，我们又将自己的沙粒堆积上去。认为生存没有意义，就像有神论者看待无神论者一样，是十分荒谬的，反之，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微乎其微，但每个个体确实有真实的贡献，不管贡献有益还是有害，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往正确方向努力的原因。 毋庸质疑，人们喜欢“临终遗言”，因为这样似乎能降低震惊的程度。考虑到死亡的物理特性，我不得不认为，大部分所谓的精彩之句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想象自己能说一句什么，就好比在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上签个字，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会为自己不信上帝而感觉遗憾，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不能合理引述“上帝会原谅我的，这是他的工作”这句话了，这话总能让我大笑不止，当然，这话非常精彩，非常有理。就这样吧，我最后想说的话是，“没关系，不必担心未知”，或许这样想很傻，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自己不至于太快就必须说这句话。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0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0
出生于柏林的犹太作家马克斯·佐莱克（MaxCzollek）用“和解剧场”（Versohnungstheater）来形容这种局面。这一剧场的关键在于，他写道，把记忆等同于和解，“最终肯去直面自身暴力过往的意愿，与希望对方也能放下的期待，是形影不离的”，“记忆文化和防止历史重演压根没什么关系。与此相反，是德国需要用那些死去的犹太人和他们活着的代表们，来把自己重塑为一个好的、改过自新的德国”，“也正因如此，德国的暴力历史总是在纪念仪式里以一种俗气的和解庆贺上演…和记忆的剧场一样，和解的剧场也为统治文化服务。它通过创造一个与犹太人和解，继而与自己和解的社会形象，得以将各类角色推入一个正常化的进程”。
杨潇 《另一个国度》0
杨潇 《另一个国度》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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