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一书中所写的：“有证据表明，一种对于文字生活的训练有素而坚持不懈的献身以及一种能够深切批判地认同于虚构人物或情感的能力，削减了直观性以及实际环境的坚利锋芒。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在此，近代再次提供了残酷的证据。那些为《少年维特之烦恼》或肖邦而掉泪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正行走在不折不扣的地狱。”p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