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革中国，就必须在品格方面追根溯源，良知就必须得到实际上的推崇，不能再像一代又ー代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当代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很好地表述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任何一种炼金术能够让铅一般的低劣本能变成黄金一般的高贵品行。”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她就绝对必须了解上帝，了解关于人的全新概念，还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其实就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持久、完整地提供出来。
人未伤心不得死，花残叶落是根枯。
吴承恩 《西游记》0
吴承恩 《西游记》0可以轻易地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一定是伪物。能从别人那里轻易获得之物，也一定会被别人轻易夺去。
渡航 《我的青春恋爱物语果然有问题》1
渡航 《我的青春恋爱物语果然有问题》1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1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1迄今为止，彻底摧毁过于残旧的文明成了群体最明确的任务，其实，并不是到了今天它才担此角色。历史告诉我们，一种文明，当它赖以生存的道德力量失去影响时，它也就被那些无意识的粗暴的群体最后解体了，用“野蛮”二字来形容群体是恰如其分的。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1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1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惟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1
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1
任何新的发现都是从对旧事物的怀疑开始的。人类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们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对安全的责问是怀疑的开始。人在文明秩序里的成长和生活是按照规定进行着。秩序对人的规定显然是为了维护人的正常与安全，然而秩序是否牢不可破？事实证明庞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总是束手无策。城市的十字路口说明了这一点。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以及将街道切割成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而且来与去各在大路的两端。所有这些代表了文明的秩序，这秩序的建立是为了杜绝车祸，可是车祸经常在十字路口出现，于是秩序经常全面崩溃。交通阻塞以后几百辆车将组成一个混乱的场面。这场面告诉我们，秩序总是要遭受混乱的捉弄。因此我们置身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实可信。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0
余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0每个时代都会认为以前的所有时代都充满了偏见。今天，我们更是这样认为，而这跟以前这样想的所有时代一样，都是大错特错。有多久我们没有看到真理被谴责！说起来令人伤心，但不幸的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幺。当我们着手收集经验材料，给这个黑暗的主题投来一丝曙光时，这个事实就会把最大的困难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相当肯定会找到它，然而所有的权威已经向我们保证我们什幺也不会找到。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共时性》0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共时性》0我们在讲弗洛伊德最后一节留下的那道思考题——一旦我们掌握了无意识理论，它是不是还能在黑暗中支配我们的行动呢——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在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等领域有丰富的学术性研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知道一些研究成果，想和你分享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先从自己得到的结论说起。我认为，如果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正确的，一旦我们掌握了无意识理论，那幺它必定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确切地说，它会改变本能对我们的驱动机制。而这个结果会反过来（反讽地）使得他的学说变得不那幺正确。首先，弗洛伊德并没有说人的行为完全被自己的本能欲望决定。他强调，本能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被欲望驱动（driven），但并不是以决定论的方式。否则，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三重结构就坍塌了；我们只剩下本能，沦为纯粹生物性的存在，也就成了低级动物。其次，这个冰山之下的黑暗区域，我们一直是有感知的，否则自我和本我的关系就不存在了，只是过去我们对它知之甚少。弗洛伊德勘探了这个区域；如果这种勘探是可能的，并且是有效的，就说明“黑暗区域”并不是绝对黑暗，无意识并不是绝对的无意识，否则，任何揭示无意识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是人不可为的。再次，对无意识区域中本能的揭示，一旦成为明述的（articulated）知识，它就会被“意识化”，像是知识之光照射到这片黑暗区域。于是，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可能或能力来驾驭本能欲望：包括有意识地（自觉地、主动地）疏导、克制、升华以及放纵。是的，我认为主动地“放纵”也是一种驾驭形式，它和被动地（不自知地）被欲望驱动而“失控”是有差别的。最后，本我与自我的关系被改变了，弗洛伊德原初的解释（有部分）失效了，这使得它原本正确的理论不那幺正确，甚至成为谬误。这是一种奇妙的反讽。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发现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逻辑裂痕，并不是韦伯的原创，而是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贡献。但韦伯援用休谟的这个洞见，进一步揭示了科学理性的局限性，阐述了这种局限造成的困境。韦伯告诉我们，科学的目标是求真，就是发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事实真相。在西方传统的观念中，真善美是一个和谐整体，发现了事实真相，就能确立道德伦理的标准，由此分辨好坏对错，而且还能够确定美的本质，也就能鉴别美与丑。但是现代学术的发展表明，真善美是三种不同的人类理想，面对不同的问题，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 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完全可以依靠科学研究来获得客观的判断标准。而善与美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科学对此很难有所作为。而且善和美之间也没有统一性。韦伯说过，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韦伯举的一个例子，是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恶的东西竟然可以绽放出美的花朵，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经常去博物馆，熟悉千姿百态的所谓“现代派”作品，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了。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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