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而,善作为一贯的生活方式,在公共领域的范围内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对公共领域是破坏性的。没有人比马基雅维利更敏锐地意识到行善的这一毁灭性质,因而他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敢于教导人们“如何不善”。毋须赘言,他的意思并不是要告诉人们必须学会如何作恶;因为犯罪行为即使出于其他原因,也必须逃开众人的耳目。马基雅维利对于政治行动的标准是荣耀,与古典标准一致,而恶与善都同样与荣耀无缘。从而所有能借以“获得权力而非荣耀”的手段都是恶的。来自隐蔽处的恶不仅厚颜无耻,而且直接破坏公共世界;来自隐蔽处并假扮一种公共角色的善不仅不再是善,而且会自行腐化堕落,走到哪里,就把它的腐败带到哪里。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教会之所以成为意大利政治的腐败因素,是因为它本身参与了世俗事务,而不是因为主教和高级教士个人的腐败。在他看来,宗教对世俗领域的统治问题不可避免地有两种选择:要么公共领域腐蚀宗教团体从而让自身被腐蚀;要么宗教团体不受腐蚀从而彻底破坏公共领域。因此在马基雅维利的眼里,一个改革了的教会甚至更加危险。他既怀着极大的尊敬又怀着极大的忧虑关注着他那个时代的宗教复兴,“新秩序”通过“防止宗教被高级教士和主教的放肆行为所破坏”,来教导人们去行善,而非“去抵制恶”,结果“邪恶的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地做恶”。
可以说,在没有理解能力的人身上,党把它的世界观灌输给他们最为成功。最明显不过的违反现实的东西,都可以使他们相信,因为他们从来不理解,对他们的要求是何等荒唐,因为他们对社会大事不发生兴趣,从来不去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正是由于缺乏理解,他们没有发疯。他们什么都一口吞下,吞下的东西对他们并无害处,因为没有残渣遗留,就像一粒玉米粒不加消化地通过一只鸟的体内一样。
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0
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0我绕着圣陵走了一周,感到帖木儿是一个被高估的英雄人物。他没有为帝国创造出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化,只是留下一些建筑,供人凭吊而已。一旦他的个人意志退潮,帝国也就随之烂尾。这些建筑——无论是对于宗教,还是人民——意义都非常有限。
刘子超 《失落的卫星》0
刘子超 《失落的卫星》0啊!让一切崩裂的重合,让一切断绝的重续,这是可能的吗?这果真是可能的吗?我所身属的这个奇怪民族竟是如此渴望续合。神话悄悄道出了整个民族的夙愿,我为那近乎宗教的求永恒的渴望而泪下。
张晓风 《一一风荷举》0
张晓风 《一一风荷举》0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一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为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缺为自己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尽管不少僭主开明并创造了繁荣,但在希腊的政治话语中,僭主从不是个美称。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僭主不合法统,他既不是世袭的也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以不合传统的手段取得政权,在获取政权的过程中多半还使用了暴力。法统和治理绩效是两回事,一个合乎法统的政权及其统治可能颇为败坏,一个来历不正的政权可能绩效斐然。僭主制遭人反感,还有另一层缘由——对希腊人来说更重要的缘由。在僭主制下,城邦事务由僭主和他的私人圈子独断,而不是由公民参与决定。对城邦人来说,好生活当然好,但参与公共事务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在希腊人眼里,城邦是一个舞台,个体和家族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具与品质。
陈嘉映 《希腊别传》0
陈嘉映 《希腊别传》0孤独是一种沉淀,而孤独沉淀后的思维是清明。静坐或冥想有助于找回清明的心。因为不管在身体里面或外面,杂质一定存在,我们没办法让杂质消失,但可以让它沉淀,杂质沉淀之后,就会浮现一种清明的状态,此刻你会觉得头脑变得非常清晰、非常冷静。所以当心里太繁杂时,我就会建议试试静坐,不是以宗教的理由,而是让自己能够得到片刻的孤独,也就是庄子说的「坐忘」。
蒋勋 《孤独六讲》0
蒋勋 《孤独六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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