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耶路撒冷法庭之所以是个败笔，是因为它没有正确处理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从纽伦堡法庭成立之日起就广为人知并引发众议——如何解决战胜国法庭妨害公正的问题，如何明确定义“反人类罪”，如何正确认识犯这种罪的新型暴力杀人犯。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耶路撒冷法庭不允许辩方证人出庭，所以比纽伦堡审判更加有失公允；考虑到法律程序的公平性和正当性乃传统审判之必备要素，这一点成为耶路撒冷审判的最大瑕疵。更何况，如果说在战争刚刚结束时由战胜国进行审判乃在所难免（按杰克逊法官在纽伦堡的说法：“要么必须由战胜国审判战败国，要么必须让战败国自己审判自己。”此外，盟军方面的感受——“宁可铤而走险，也不要中立方”[瓦布莱语]——的确可以理解），那么十六年之后，早已今非昔比。因为此刻，反对中立国参与审判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关于第二个问题，耶路撒冷法庭的裁决远胜于纽伦堡。前文曾提过，（作为纽伦堡审判产物的）《伦敦宪章》将“反人类罪”定义为“非人道行为”，译成德语是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针对人性/类的犯罪）——似乎纳粹只不过是缺少人情味。这一说法无疑是二十世纪通行的粉饰太平法。很显然，假如耶路撒冷审判完全受公诉方摆布，将会导致比纽伦堡更严重的根本性误解。但是，法官们不允许洪水般的残暴故事淹没（纳粹）罪行的基本性质，也并未掉入将该罪行与普通战争画等号的陷阱。纽伦堡审判只是偶尔或附带提及的问题——“证据表明……大规模屠杀和恐怖行动不仅旨在消灭敌对方”，而且还是“消灭全部土著人口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耶路撒冷审判中占据了中心位置，理由显而易见，艾希曼是因对犹太民族犯罪而被告上法庭的，而这种罪行无法以功利目的来解释；屠犹行动遍及整个欧洲，而不仅限于东部，灭绝犹太人也与拓展生存空间、占领无主之地以留作“德国殖民之用”没有关系。这场聚焦反犹太民族罪行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