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若有人告诉艾希曼他本可以不那么做，那么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或已然忘记当时的情形究竟事什么样。艾希曼不想跟别人一样假装“一直就反对这种做法”，实际却对命令趋之若鹜。然而时代不同了，就像毛恩茨教授一样，艾希曼已经“有了不一样的领悟”。做过就是做过，他并不想抵赖；相反，他打算“当众吊死自己，以警醒这个世界上所有反犹的人。”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对过去的事感到后悔：“后悔药是给小孩吃的。” ［24］关于基本动机，他［艾希曼］绝对确信他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伸出并不是一个肮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能怀着极大的热忱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会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其中一位心理学家据说发出了“无论如何，艾希曼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的惊叹。而另一位心理学家发现艾希曼的整个心理表现，他对妻儿、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朋友的态度，都“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最后，那位定期来监狱探视他的牧师，在最高法院结束对艾希曼的聆讯之后，向每个人保证，艾希曼是“一个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在这些灵魂专家制造的闹剧背后，是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他的案子里既没有道德错乱，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精神错乱。……更糟糕的是，他的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病态仇恨，也不是受狂热的反犹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教条所驱使。他“本人”从未同犹太人有任何过节；相反，他有足够的“私人理由”不去仇恨犹太人。［25］哀哉！艾希曼的话无人采信。控方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义务。辩方律师不理会艾希曼，因为从各种迹象来看，他不像艾希曼那样对良知问题感兴趣。法官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太出色，也许太明白他们职业的基础，所以不能认同一个平常的、“普通的”，即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愤世嫉俗，却完全不能够分辨是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