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病态地思想发达的人,一如当代人应该思想发达的情形一样。可是他们大家却十分愚钝,就像羊群中的羊一样彼此相像。也许,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总觉得自己是懦夫和奴才:而我之所以觉得这样,就因为我思想发达。但不仅觉得,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是个懦夫和奴才。我说这话丝毫也不觉得羞耻。当代任何一个正派人都是而且应该是一个懦夫和奴才。这才是他的常态。
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贯性,到死方休。
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0
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0哲学家若要坚持在我们思想之前必须首先思想我们的思想,他就在这里陷入邪恶的循环;就好像我们竟有另一种能力,可以用它来思想我们的思想!实际上我们用来思想思想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用来思想的能力,都是同一种能力。如果我们怀疑我们思想人生、宇宙的能力,我们也有同样的理由,怀疑我们思想思想的能力。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0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0他以往狂热地爱恋着她的情景历历在目,他心里头不禁暗自纳闷,不知道他为什么现在对她会这么冷淡的。这种感情上的变化使他心里充满了苦痛,看来,他以往所遭受的一切痛苦毫无价值。过去,一触到她的手,心里便激起一阵狂喜;他曾经渴望自己能钻进她的心灵里去,这样可以同她用一个脑子思想,分享她的每一种感情。当他们俩陷入沉默的时候,她所说的每一句话无不表明他们俩的思想简直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毛姆 《人生的枷锁》0
毛姆 《人生的枷锁》0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比斯麦又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盬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其惧矣。……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以有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是(李鸿章)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车载斗量焉。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韦伯真正的贡献不在于阐明了现代的理性化特征,而是揭示了理性化的各种复杂后果,打破了启蒙时代以来对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错觉。这在一百年前的西方,是颠覆性的见解。当然,对科学理性主义的质疑并不是从韦伯才开始的,早在启蒙时代,就出现了反启蒙主义者和对理性主义的怀疑论者,但那些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批判论述,从未达到韦伯那样的完整性水平。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从阿多诺之死到今天明星哲学家的兴起,德国哲学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转折性人物是哈贝马斯(阿多诺曾经的助手,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在1979年的访谈中就质疑了批判理论的前提——“工具理性已经获得了如此支配性的地位,以至于无从走出幻觉的总体系统,在此只有孤立的个人才能在灵光闪现中获得洞见。”在他看来,这种洞见既有精英主义又有悲观无望的局限。哈贝马斯以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反叛改变了德国哲学的方向。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不仅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法学理论的综合,而且深度参与了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辩,包括反思纳粹德国的罪行及构想欧盟的民主立宪原则。哈贝马斯实际上承担了一种桥梁的作用——从阿多诺悲观而精英化的哲学风格,通向新消费主义的哲学复兴。然而,批评者仍然会指责,与哈贝马斯追求的“交往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相比,很难说那些热衷于电视节目和畅销著作的新浪潮哲学家们具有同等的品格。因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的大众化消费是否会失去思想的复杂性?德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传统是否会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学的这种新消费主义版本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衰落的面具,而不是复兴的标志。如果它确实在走向衰落,那幺德国哲学已经签订了歌德所谓的“浮士德协议”——交付深刻换取流行。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为什么苍穹静默,而长空深不可测?为什么金色星群浩渺如沙?如果永不停息地向上升腾,在高处会看见什么?是否有一位牧人正领着这一大群羊,从人间缓缓走进可怕的空间?而这茫茫太空拥抱的世界,是否正随着永恒之声的音调而颤动?——人类真能看见?敢说“我相信”?思想的回声不正是一场幻梦?既然人类早已诞生,生命如此短暂,他来自何处?是沉浸在那萌芽与胚胎的深海?在巨大的熔炉深处,自然之母使人复活?这活生生的造物,只为在麦田生长,在玫瑰丛中恋爱?
阿尔蒂尔·兰波 《兰波作品全集》0
阿尔蒂尔·兰波 《兰波作品全集》0在这种未来取向的问题意识中,中国思想家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同时面对着两种“他者”:历史传统作为时间意义上的他者,以及外来文化作为空间意义的他者。。因此,他们既需要参照历史传统来认识西方文化,同时也反过来需要参照西方文化来鉴别历史传统。正是这种“互为参照”的局面和论辩,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激进学习他者和自我转变的可能,也展现出“变法”的深层意义。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0
刘擎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0我是一个病态的思想发达的人,一如当代思想发达的人常有的情形那样。可是他们大家却十分愚钝,就像羊群中的羊一样彼此相像。也许,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总觉得自己是懦夫和奴才;而我之所以觉得这样,就因为我思想发达。但不仅是觉得,而且是事实上确实如此:我是个懦夫和奴才。我说这话丝毫也不觉得羞耻。当代任何一个正派人都是而且应该是一个懦夫和奴才。这才是他的常态。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就是这么被制造出来,也是这么被安排好了的。而且不仅在当代,由于某种偶然的环境使然,而且在任何时代,一个正派人都必定是个懦夫和奴才。这是人世间一切正派人的自然规律。如果他们中有什么人斗胆地干了什么事,那,但愿他不要以此自慰,也不要以此而沾沾自喜:遇到另一件事他肯定会心虚胆怯。惟一而永久的结局就是这样。敢于耀武扬威的只有蠢驴和它们的杂种,然而,就是它们也有一定限度。对它们不值得理睬,因为它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当时使我感到痛苦的还有个情况:具体说,就是没有一个人像我,我也不像任何人。“我只是一,而他们是全体。”我想,接着就陷入沉思。由此可见,当时我还完全是个毛孩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地下室手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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