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而言，西方中心论恰恰缺乏费孝通所言的那种自知之明。在智识意义上，其谬误的关键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于“中心主义”。揭示西方中心论的智识偏狭性，并批判和克服由此造成的文化与政治霸权，需要我们反思和批判一切形式的“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追求应当立足于跨文化的主体间性（transcultural inter--subjectivi-ty），将“自我与他者”理解为一种相互承认的、互为主体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主奴关系）。实现文化主体性的理想，也不是通过将他者“客体化”（物化），而是要根本摆脱陈旧的“自我与他者”的主客体关系的模式（这种模式恰恰是西方中心论的遗产），最终寻求在同样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之间建立平等 、尊重和相互学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