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用如此沉重的语调来宣告“上帝之死”，就是在表达后果的严重性。对于当时的西方人而言，否定了上帝，信仰的大厦完全倒塌，生命找不到意义，人们就会陷入虚无主义之中。
生命其实没那么重要，有时都没有一份工作重要。
李诞 《李诞微博》0
李诞 《李诞微博》0我们生命中的第一次寂寞，是看到了一个雪人的寂寞。如果它没有眼睛和鼻子，如果它仍是一滩平整的雪，如果我们没有惊醒雪，没有惊醒它—— 我们将替它，站过一个又一个的冬天。 我不停地回头，不停地仰脸张望。乍然看天空中什么也没，直到眼泪被天地间的明亮刺激出来时，上升的碎雪才一粒一粒被我看见，又一粒一粒在视力可及的范围内向上面的深处消失。 “雪的心，本也是一粒灰尘，只不过穿了重重的华裳。”
李娟 《我的阿勒泰》0
李娟 《我的阿勒泰》0生命的欲望把生命延长。
拜伦 《唐璜》1
拜伦 《唐璜》1
过去的事情不会平白无故地消失，遇到的人都有遇到的意义，它早就变成了你的一部分。
卢思浩 《离开前请叫醒我》0
卢思浩 《离开前请叫醒我》0仁济善堂的董事，都是老迈的绅士，也不知道他们是重视我，还是老谋深算，怕将来有什么问题，只把我的名字提出来，因此我那时也名列后援会慈善救济组的委员名单之中。大约抗战了三个月之后，国军撤退，日军势力就伸张到公共租界上来，所有后援会的委员，日军都认为是“抗日分子”。那时节，所有后援会的人溜的溜，走的走，有些溜到香港，有些走入后方，全部名单二百多人，可是连我在内，只有八个人留在上海，我就成为当时黑名单中的人物，天天都在心惊肉跳，生命危在旦夕。后来八个人之中有两个人倒向日方做汉奸，保全了生命，四个人遭到极其凶残的杀害，只有我和另一个人，竟然得免于难。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0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0
我是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当我感到焦虑的时候，生活就像变了质的食物一样，不但不能为我果腹，甚至还要带来痛楚。这算不算一种逃避？我觉得算。不过在必死的命运面前，谁又不是能逃一天算一天？如果我有永恒的生命，那么很多问题确实应该想办法解决掉。可是生命却有限而短暂，好比一个人只有一千块钱，却花了五百块买一只保险柜，只为了把自己的钱保管好，这么做划得来吗？
胡安焉 《生活在低处》0
胡安焉 《生活在低处》0可是，当人性消失的时候，在一个“多数人的暴政”之下，没有人能够保护得了分散的处于少数的弱势地位的个人。这样的民众私刑在南方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同时在南方存在的对白人的私刑。 但是，民众私刑只是“多数人的暴政”的一个从形式就野蛮的、让人一目了然的“初级阶段”，因为它明显触犯起码意义上的法律。而在法律形式之内的“多数人的暴政”，才是真正可怕的。它既可以强行开释罪犯，也就可以合法且不动声色地扼杀一个无辜弱者的生命。这就是培尼案刑事审理给予人们的一个警讯。当然，“多数人的暴政”甚至还可以进入立法阶段。这就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的了，留待以后再聊吧。至少，“法制”还远不是一颗定心丸，因为还有什幺样的公“法”的问题。 记得我们在很早就讨论过，民主和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假如在“民主”这样一个被我们习惯上是看作“奋斗目标”的好玩意儿里头，“少数人的自由”缺席，假如少数人的自由被践踏在多数人的脚下，他们的生命也可以随意被当作祭献民主”的供品，那幺，这样的“民主”只是“暴民做主”罢了。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后，依然躲不开“多数人的暴政”这样一个“民主症结”的考验。但是，在美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时时遇到悖论式的困惑。为什幺呢？ 你一定已经很熟悉了，美国的民主理念首先包括了区域自治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权利按照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生活，他们既不受来自外部的干涉，也不受一个类似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强权的干涉。更何况，在美国，区域自治是相当彻底的。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州宪法，形同一个小国家。在美国建国的时候，这个民主理念是理想化的，因为它和“人人自由平等”这样一个人道主义的口号同时提出，它希望展示的是一个人人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大同社会。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0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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