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笼是禁锢也是庇护铁笼有两个最大的弊端。首先是造就了一种片面的社会文化。铁笼的第二个弊端则是造就了片面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逐渐变成了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韦伯清醒地看到,铁笼一方面囚禁了人的灵性,但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没有这个铁笼,就没有现代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文明。铁笼虽然冷酷无情,但它让整个社会高效地运转,创造出巨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空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大范围内解决了那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贫困、匮乏、奴役、疾病,等等。铁笼是冷酷的,但它同时又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和保障。铁笼东缚我们,但也护我们。而且,它用来束缚和底护我们的是同一个东西。“非个人化”是一把“双刃剑”,建立在“非个人化”原则上的“铁笼”同样如此。
电视观众不能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写下任何东西:他始终是在被驱逐的产品之外的,在这个幻象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失去了创造者的权力,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接受者。([法]德赛都:《“权宜利用”:使用和战术》,载《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0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0人口的多少不会对统治产生绝对的威胁,人口所代表的纳税的多少才是统治者真正关心的。政府要根据一个家庭中的成年人口来征收土地税和劳役税,所以人口统计不是为了清楚地知道人口总数,而是跟赋税的缴纳联系起来的
王笛 《碌碌有为》0
王笛 《碌碌有为》0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从《反对阐释》到《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这一系列文章可以说构成了资产阶级文化向贵族文化夺回领导权的宣言文字,是一直被拖延了近两个世纪的一场文化战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决战。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桑塔格那一代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自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不肖之子,而且也的确为其资产阶级父辈们所深恶痛绝,但他们所完成的历史事业其实是当初老资产阶级革命的未竟之业,那就是为资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以多元化的新感受力对付“惟一的一种阐释”,或者说以“反文化”(罗扎克语)对付“文化”,就是以文化民主制对付文化等级制。资产阶级文化不是它自以为的前现代文化,而是后现代文化,前者的等级制显然与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经济领域的自由市场处在非同质状态。老资产阶级把前现代文化当作资产阶级自身的文化,犯了一个历史错误,落入了被它取代的那个阶级(贵族)布置下的一个圈套。尽管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孩子们的造反似乎是在造老资产阶级的反,但老资产阶级不过是“高级文化”(谁都知道这指的是什幺)的一个无意识的代理人而已。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可以预料,在美国,那些致力于从艾滋病这种流行病中找出道德教训的公共喉舌们,(……)无非是这样一些人,其心之所系,是担忧美国能否不坠其意志,继续维持其好战性、军备开支以及坚定的反共立场,他们到处寻找美国政治权威和帝国权威衰落的迹象。对“同性恋瘟疫”的谴责,是对当代各种形式的宽容忍让 (permissiveness of all kinds) 的更大抱怨的一个部分,这种抱怨常见于西方反自由主义分子 (antiliberals) 以及来自苏联阵营的众多流亡者 (many exiles from the Russian bloc) 中;此乃对“软弱”西方的现已变得司空见惯的指责,说 (p.135) 它沉湎于享乐主义,陶醉于粗俗的性感音乐,沉迷于毒品,而其家庭生活却支离破碎,凡此种种,都削弱了西方挺身反抗共产主义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艾滋病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所从事的那些主要活动中的一项不无用处,即对所有被笼统地(也是不确切地)称为“六十年代”的一切事物展开“文化战”(Kulturkampf)。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它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可能实现。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消极自由是什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幺、就可以不要什幺,英文是“ 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幺、就可以去做,英文是“ 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得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 但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是什幺都不做,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什幺都不做,不可以吗?这就要说到积极自由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你要知道,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有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 其实,这个“朋友”是一个隐喻,可以代表任何一种权威,他用积极由的理论,把“强制”变成了“真正的自由”。伯林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概念魔术”。 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 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 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 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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