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偷窃被捉拿后由法律制裁以外，在如何预防的问题上，各种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路是不一样的。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有很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这种思维方式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学习。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肯定是基于对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而美国人在这类问题上的思维习惯往往是直接从实际走向实际，而不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他们只承认一个事实，人是有弱点的，人是靠不住的。这样的理解把他们引向了另一条思路，他们会一心一意地从发明什幺机制这样的角度入手，期待以机制解决人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关心人的“灵魂”这样的“重大课题”，是教师和牧师的事儿，而普通人只能解决实际问题。于是，在这里，人可以是不可靠的。但是，一个收音机却保障了对于不可靠人的筛选，以及对于不可靠的行为的监督和控制。美国宪法的前后两个部分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虽然有对于权利的约束限定，但性质是美国人民向政府“授权”，而作为“权利法案”的十条宪法修正案，它的性质完全是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限权”，不仅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公民权利，而且是在政府权力结构之外，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又以民间制约的方式，再加了一套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