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另一个标志是迫切要让自己从属于什幺的欲望，以及他们用购物等机械行为满足这一欲望的方式。“俱乐部”和“协会”等用语（例如在“每月一书俱乐部”、“文学协会”等称呼中）总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尽管大家都知道不是每个欲望都能被满足，但是我们都有无穷无尽的欲望是个确实的事情，于是，哪怕用脚趾头想想都能明白，不劳而获是每个人心中所拥有的诸多梦想之一，甚至可能还是其中最大的梦想。如果不能做到不劳而获的话，那就最好尽量少劳但是一定要尽量多得，并且多多益善。更进一步，大多数人看法惊人地类似甚至相同；如果有收获的话，那最好要马上又收获；如果没有收获的话，那最好要马上有结果。每个人都有这种欲望。只不过或者程度不同，或者在不同的方面表现的各不相同
李笑来 《把时间当作朋友》1
李笑来 《把时间当作朋友》1我很高兴文学出色地保留了所有怪诞、幻想、挑衅、滑稽和疯狂的权利。我梦想着高屋建瓴的观点和远远超出我们预期的广阔视野。我梦想着有一种语言，能够表达最模糊的直觉。我梦想着有一种隐喻，能够超越文化的差异。我梦想着有一种流派，能够变得宽阔且具有突破性，同时又得到读者的喜爱。我还梦想着一种新型的讲述者——“第四人称讲述者”。 (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怪诞故事集》0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怪诞故事集》0很多年前，我在迷茫的时候求助于他：比爱更重要的是创造力吗？我们要努力为这个世界创造点什么吗？他说是啊，欲望的指向有时是空洞。而且，关系有可能是脆弱的，你必须求诸自身。
杨素秋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1
杨素秋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1我不是非得写出些什么杰作来不可，写作也不是专属于天资出众的人。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写作就像是一种自我精神的建设，或者说最终指向虚无的领悟。写作同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行为，它解决不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但可以帮助我超越生活、超越自身—因为写作，我同事投入在生活之中，又抽离于生活之外。当我在生活之外时，我不再是某种意图的手段或途径，我真正成为了我自己，在生活中人是非常有限的，没有人会真的认为孩子的一滴眼泪具有无限的重要性—但审美可以赋予事物这种无限的重要性，甚至还不止于此。
胡安焉 《我比世界晚熟》0
胡安焉 《我比世界晚熟》0他不了解自己的灵魂，又怎么能够将灵魂与人和事区分开呢？他能在欲望那里找到他的灵魂，而不是在欲望的对象上。如果他拥有自己的欲望，而他的欲望没有拥有他，他就能够碰触到自己的灵魂，因为他的欲望是自己灵魂的意象和表现。如果我们能够拥有一件事物的意象，那么我们就拥有了这个事物的一半。意象的世界是整个世界的一半。如果一个人拥有整个世界，却没有拥有世界的意象，那么他就只拥有这个世界的一半，因为他的灵魂是贫瘠的，且一无所有。灵魂的财富以意象的形式存在。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红书》0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红书》0从相互关心到开始真正的交流，我相信这会获得很大的收益。两年前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人》一书中，白乐晴教授在第一章就澄清了国的民族文学与政府投入大量预算所标榜的“韩国式”民主主义不是一回事，白乐晴写道：“政府所倡导的民族文学与我们基于民族的良心、文学的良心所指的民族文学有距离的话，谈论‘民族文学’就不得不更为小心。如果只将民传统的一部分随便阉割下来保存与展示，并将鼓吹国民生活现在与将来的昧乐观论当作民族文学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正经文学，对民族大多数成员也无益。”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可是，强调艾滋病如何威胁每个人（以此来激发恐惧，强化歧视）是一回事，而（为消除歧视，减少诋毁）指出艾滋病将最终直接或间接影响每个人，却根本是另一回事。近来，那些一直盼望着利用艾滋病进行针对偏离常规行为的意识形态动员的同一批神话编纂者们，已放弃他们曾对艾滋病所作的最能激发恐慌感的评估，转而跻身于那些扬言艾滋病感染不会波及“普通人口”的诸君中最能说会道者之列，其注意力已转移到对艾滋病恐惧引发的“歇斯底里”或“疯狂”的谴责上。他们现在认为，艾滋病被给予了过多的公共性，他们在这种过度的公共性背后识别出了这幺一种欲望，即通过把“他们的”疾病一致说成是“我们的”疾病而去安抚那少数权力无边的人——此乃邪恶的“自由主义”价值之甚嚣尘上和美国精神之日渐衰败的又一明证。反自由主义的艾滋病神话编纂者们的指控，使艾滋病成为每个人的问题并因而成为每个人必须了解的话题的做法，颠覆了我们对“我们”与“他们”之差别的理解，实际上开脱了“他们”的罪责，或至少使“他们”免受了道德评判（在这类修辞中，艾滋病仍被几乎完全等同于同性恋，特别是等同于鸡奸行为）。“难道美国成了这幺一个国家，其课堂上不允许讨论十戒，而教师却被强制指导学生如何安全地进行鸡奸？”帕特·布坎南质问道，抗议由海军上将瓦特金斯主持的流行病调查总统委员会为禁止歧视艾滋病人而在最近出台的报告中提出的那个“愚蠢”建议。不是艾滋病，而是来自最有官方色彩的人士“为同情而抛开歧视和恐惧”（瓦特金斯报告用语）的呼吁，成了被攻击的主要靶子，似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削弱了美国社会通过对性行为的裁决而进行惩罚和隔离的力量（或意愿）。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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