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来,这就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的——如果不是不恰当的——反应。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同处于一个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人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最初的火花而已。
国家因战争而显得重要,战争由国家来证明理由。
余秋雨 《行者无疆》0
余秋雨 《行者无疆》0所谓“玄学”,是一种会通儒道、进而又融合佛学的学说,流行于士族社会。它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究其根本,可以说玄学具有浓重的形而上性质,它关注宇宙本体,追究物象背后的原理,并且经常对人类自身的思维规则及语言表达提出质疑;“玄”这个概念常常和虚、远、深、微妙等形容词相联系,而玄学即使在讨论具有现实政治背景的问题——如“名教与自然”——时,也喜欢从抽象原理的层面以逻辑论析的方式展开。所以,尽管自古以来指斥玄学不切实用者不乏其人,甚或加以“清谈误国”的罪名,它其实代表了古人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思想方法上的重要进步。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0
骆玉明 《精解世说新语》0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年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二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义理既入于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及洪、杨之发难也,……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本朝自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起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四十年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同治以后,不特封疆大吏汉人居其强半,即枢府之地,实力亦骤增焉。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此吾之所以为李鸿章悲也。……即使李
梁启超 《李鸿章传》0
梁启超 《李鸿章传》0P173 孔子又曰:“君子不器。”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用则行,则由己以行道;舍则藏,则藏道于己以传世;求己与道之合为一体,故曰“为己”。若仅以己身供人用,则我身仅如一器,无道可言,又何足贵!孔子以子贡为器,而又曰:“子之器瑚琏也。”瑚琏藏在宗庙,乃贵器,不能随便使用。如冉有,则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以冉有仅为季孙氏用,则犹器之下矣。P180 此下中国政治业务,必求士之。而为士者,则宁退不进……惟中国则为人另有一更高标准,更高境界。而政治人物,群向此境界而趋赴,亦得群向此标准而崇仰。此中国社会之有士,所以为中国文化所独具之一最有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钱穆 《国史新论》0
钱穆 《国史新论》0周代封建实是当时以“军事”和“政治”相配合,而又能不断地动进的一种建国规模。远之颇像罗马帝国,近代则似英伦三岛之海外殖民。由一个中心向外扩展,由上层的政治势力来控制各地的社会形态。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则由各地散乱的社会渐渐向心凝结,在下层许多的封建契约上,逐步建立起政治关系来。由日耳曼诸选侯来公选日耳曼王,再由日耳曼王来充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钱穆 《国史新论》0
钱穆 《国史新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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