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现实正变成奇观,是一种令人诧异的地方主义。这是把一小群生活在世界富裕地区的有教养人士看事物的习惯普遍化。在富裕地区,新闻已变成娱乐一这种成熟型的观点,是现代人”添置的主要资产,也是摧毁真正提供不同意见和辩论的传统党派政治形式的先决条件。它假设每个人都是旁观者。它执拗地、不严肃地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难。但是,把整个世界与安乐国家里那些小地区等同起来,是荒唐的一一安乐国家的人民拥有一种奇怪的特权,既可做、也可拒绝做他人的痛苦的旁观者。同样荒唐的是,竟然根据那些对战争、对大规模不公正和恐怖完全缺乏直接经验的新闻消费者的心态,来概括一般人对他人的苦难做出反应的能力。尚有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他们绝非以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来观看电视上的一切。他们没有那种对现实居高临下的奢侈。
游击战所以能够成功,游击队所以能够战无不胜,还因为群众同作战部队打成一片。红色游击队不仅是战士,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员和组织者。他们到哪儿就把革命的思想带到哪儿,向农民群众耐心解释红军的真正使命,使他们了解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什么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政党。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0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0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
葛洪 《佚名》0
葛洪 《佚名》0但此时,当空的皓月下,眼前却有丰盛花冠一簇挨着一簇,连成一片飘摇的佛铃花海,叫不出名字来的发光鸟雀穿梭在花海中,花瓣随风飘飞,在地上落成一条雪白的花毯,花毯上头寸许,漂浮着蓝色的优昙花,似一盏盏悬浮于空的明灯。紫衣神君悠闲地立在花树下,嘴里含着半个糖狐狸,垂头摆弄着手上的一个花环,察觉她开了房门,瞧了她一会儿,将编好的花环伸向她,抬了抬下巴:“来。”
唐七公子 《三生三世枕上书》1
唐七公子 《三生三世枕上书》1“现实是,”她写道,“我过着独身生活,并不是因为我的政治主张,而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与另外一个人很好地相处。我几乎一直在折磨每一位曾经爱过我的男士,直到他们离开我。只要遇到事情,我就会给他们打电话,绝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而且每次我都会用双方都很讨厌的方式让他们做出解释。当然我说的这些事情也并非毫无根据,但是不论其中有多少道理,都不应当成为爱情的绊脚石。”
卡罗尔·塔夫里斯 《错不在我》0
卡罗尔·塔夫里斯 《错不在我》0通过研究袍哥的秘密语言,我们可以把其大概归纳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反映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在使用中总是潜藏着诸如“明”、“清”等这样的字和词。 第二种则多与这个集团的仪武有关,诸如“龙”、“木杨城”、“桃园”等。 第三种为最多,即袍哥平时在合法和非法活动时所使用的词汇,许多涉及抢、杀、绑架等。这些词的运用,不仅反映这个组织有着政治的雄心,也暴露其种种非法行为。 这些违法行为的存在并不奇怪,在世界上分布各地的类似组织,都存在政治上的宏大目标与实际生存中“痞子”、“流氓”或“黑社会”行为间的矛盾。
王笛 《茶馆》0
王笛 《茶馆》0人们往往因屡干蠢事而荒废大部分青春。那时显而易见我的心上人会完全抛弃我,而且会很快抛弃我。但我还不懂人世间分隔成两种人,一种是富人,一种是穷人。我像许许多多人一样,花费了二十年并且经历了战争才学会安分守己地呆在我自己的类别里,才学会先问代价再接触人与事,尤其是需要锲而不舍的事和依恋不舍的人。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长夜行》0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长夜行》0以前是医生们发动“bellum contra morbum”(对疾病的战争),现在是全社会发动这场战争。把战争转化为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动员的时机,这的确使得战争观念变成了一个有用的隐喻,可用于一切形式的、其目标是打败“敌人”的那些改善运动。我们曾经向贫穷开战,现在转而“向毒品开战”,同样还有一些针对具体疾病,例如癌症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军事隐喻的滥用,可能在所难免,这个社会越来越限制着道德原则诉求的广度和可信度,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服从对自我利益和赢利的计算,则会被认为愚不可及。而战争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种被认为不应该以“现实”眼光加以看待的行为;所谓“现实”眼光,即是说,着眼于付出和实际结果。但在那种倾其所有的全面战争中,付出也是倾其所有的,毫不犹豫的——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不过,对疾病的战争还不仅仅是呼吁人们投入更多热情,对研究工作倾注更多资金。该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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