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改变了习俗，而疾病又将这些习俗变了回去。避孕方法和医学对性传播疾病（以及几乎一切传染病）提供的易治愈性的保证，使人们能够把性行为视为一种不会产生后果的冒险。现在，艾滋病迫使人们认为性行为可能具有最可怕的后果，即无异于自杀或杀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疱疹在美国引发大恐慌时，有人曾做过实验，看性行为是否会转换成危险之举，而在大多数案例中，疱疹只是显得可怕和不适合性行为而已）。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以及孕育未来），但对艾滋病的恐惧却把性行为冒险时所忽略的与过去的关系强加在这种行为上。性不再意味着性伙伴们脱离社会的行为，哪怕是短暂的脱离。它不能被看作是仅仅两个人之间的交媾；它还是一根链条，一根与过去相连的传播链条。“因此，务必记住，当一个人发生性行为时，他不仅仅是在和当下的那一个性伙伴发生性行为，而是在和那个性伙伴在过去十年间与之发生性行为的每一个人发生性行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奥提斯·R·波文在一九八七年就人们乐此不疲的暧昧性行为发表讲话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