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国度》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2页__句子抄

共收录91个《另一个国度》的句子：（第2页）本页收录的《另一个国度》名言名句/《另一个国度》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另一个国度》语录可以了解《另一个国度》的特色。

A说，他能感觉到德国社会这几年的变化：人们觉得他们不再能够说出他们的看法，他们对此感到不满，并且这种不满的感觉在增长。A认为这和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有关，但这种不满的感觉和实际发生了什么没那么相关，重要的是，社会（对难民涌入）有了负面情绪，而政治正确的观念阻止了人们去表达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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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找到了他满意的答案，却感到意气消沉。“任何社会都有权迷心窍的人物，狂热分子无处不在。每天都有毫无正常人感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大街小巷上走着。患有潜在的精神病的人更是随处可见。在纳粹德国，区别仅在于，这些人不是在社会的边缘发挥作用，他们主宰着社会。”这答案如此真实，也如此令人绝望，部分原因大概是，在社交媒体时代，它也符合我们对某些沦为仇恨言论发酵场的公共平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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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习惯被贴上标签，他们会说，不，你在说什么？”荣告诉我，他们甚至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主流地位，就好像白人是默认值一样，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处在种族序列之内。或者，用荣喜欢的篮球比赛的例子，他们是球员，但他们默认自己还是裁判。这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白人脆弱”的例子一他们很少遭遇被贴标签、被凝视、被刻板印象的处境，所以他们从未培养出相应的“种族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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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柏林的犹太作家马克斯·佐莱克（MaxCzollek）用“和解剧场”（Versohnungstheater）来形容这种局面。这一剧场的关键在于，他写道，把记忆等同于和解，“最终肯去直面自身暴力过往的意愿，与希望对方也能放下的期待，是形影不离的”，“记忆文化和防止历史重演压根没什么关系。与此相反，是德国需要用那些死去的犹太人和他们活着的代表们，来把自己重塑为一个好的、改过自新的德国”，“也正因如此，德国的暴力历史总是在纪念仪式里以一种俗气的和解庆贺上演…和记忆的剧场一样，和解的剧场也为统治文化服务。它通过创造一个与犹太人和解，继而与自己和解的社会形象，得以将各类角色推入一个正常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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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家曾指出一个奇怪事实：在英美世界，没有什么人写关于当代德国的旅行文学。我猜，那大概是因为经典意义的旅行文学作品，哪怕描述吃苦与磨难，也多少带着某种兴致勃勃？考虑到德国20世纪的黑暗历史——它们都被记录、保存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里，你可以说，那简直就是关于地狱的一切——但是，你要如何兴致勃勃地 “观看”地狱呢？一不小心，你就会滑入某种不良趣味的黑暗旅行。但也许，那也从另一个层面佐证了，“出地狱记”的故事，值得反复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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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因为历史，战后，西德反思纳粹的“人民共同体”及其民族主义狂热，非常警惕类似意识形态，以至于很多人，尤其是文化左派，连国旗、国歌这样的正常国族标识都无法接受。20世纪80年代，西德总理科尔致力于推动国家“正常化”，这对左派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哈贝马斯发展了宪法爱国主义，重新构建一种不需要民族主义者的国族认同，实际上是一些聪明的德国人应对这种两难局面的方法，因为一个政治实体必须要有自己的国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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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很多德国人将自己视作受害者，不是纳粹的受害者，就是空袭的受害者，或者是大规模驱逐的受害者——许多被驱逐者联合起来，成立了相关协会，那是战后西德一股重要的势力，自然，他们在政治倾向上是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很多人幻想着有一天回到奥德河以东，那里是他们曾经的Heimat，家园。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德逐渐直面纳粹历史，一种更具批判性的历史观慢慢占据了（至少是公共空间的）主流，在这种历史观之下，德国人聚焦于自身的罪责，聚焦于第三帝国的受害者，尤其是犹太人，讲述德国人自己的悲惨往事会被视作模糊焦点，于是那段历史慢慢潜入地下，变成更大的沉默，或者某种“交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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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尼文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德国纪念文化，他对此很不爽：“在记住流亡者方面，德国人做得并不好。总有一种观念，觉得那些流亡的人是幸运的，他们至少有办法离开德国。德国人记住了大屠杀，记住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但未必能记住自己家旁边，那些在1934年、1935年因为雅利安化的推进，不得不放弃自己家园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因为这需要承担额外的责任，我称之为‘你家门外的奥斯维辛’一发生在你家门外的歧视、驱逐，甚至死亡，1938年之后，德国犹太人的自杀率很高。这和国防军问题有一点儿像：都和当年德国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德国人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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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右翼的问题在于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立场视作“自然”和“正常”，无法与变化相处，进而把自己的失望、身份危机投射在他者身上一你看看德国和西方变成了什么样子！基督教价值观不受重视，女人们一味追求自我实现不管家庭，沼泽毛茛和野兔的生命权比人类还重要，国家抢走了我们辛苦赚来的钱，把它送给那些偷懒甚至危险的移民，而自由派媒体还不断制造谎言为他们说话。“我们的问题是你们（造成的）！” 左翼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放弃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辩证法（比如，对剥削者说“不”，但对他们的教育理念说“是”）与人文主义，同样以敌我二分法来思考问题，把一切都按照身份与权力来划分，随时举起道德大棒——在德国，这往往意味着指责对方是“纳粹”或者“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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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曾经被许多人引以为豪的“德国制造”，开始腹背受敌：从前，攻击它的主要是保守右翼，从“鸟屎论”到“耻辱纪念碑”，如你所知，他们想要忘掉过去，拥抱更积极正面的民族认同，不想再赎罪了，不想再背负耻辱与黑暗的过去了；但如今，进步左翼也开始攻击记忆文化，说它过度聚焦纳粹历史，遮蔽了德国犯下的其他历史罪行一比如殖民主义，德国1904年在纳米比亚制造了种族灭绝，直到2021年，德国外交部才发表声明承认这一罪行。美国左翼学者德克·摩西（A.Dirk Moses）在那篇引发巨大争议的文章《德国教义》（The German Catechism）"里，批评记忆文化已成僵化教义，德国人对大屠杀历史的反思，已经变成了自我感动的救赎神学。到了2023年，巴以冲突升级后，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德国更处于异常尴尬的位置：基于大屠杀的历史，德国一直将以色列的安全视作自己的“国家理性”，对“反犹主义”格外警惕一这被很多人批评无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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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党代会文献中心，我第一次看了里芬斯塔尔的纪录片片段。不知是不是巧合，在这儿停下来的游客最多，我们站在屏幕前，看着这位德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著名导演（她2003年去世，活了101岁，至死坚称自己“只是艺术家”，对纳粹暴行毫不知情）身着典雅的白色套装，指挥摄影师用滑轨拍摄希特勒，以创造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氛。借由这段纪录片，我也看到了《意志的胜利》的影片片段，我得说，场面很吸引人，是那种“啊，不可思议的人与时代”的吸引力，甚至还有某种难以言表的犯戒的快感——这大概不是策展人希望的效果？但展览的有趣之处恐怕也在于，哪怕策展人费尽心思，也不可能掏空自由阐释的空间。 “里芬斯塔尔的电影至今仍有震慑力，除了其他原因，关键还在于，”桑塔格写道，“人们仍然感受到影片表达的渴望，影片内容表达的浪漫理想，仍然深深吸引着许多人，并且在各种异样的、寻求新的共同体的另类文化及宣传手段中表现出来，比如青春/摇滚文化、原始疗法（primal therapy）、反传统精神病学、追随第三世界阵营运动以及信奉神秘主义。” 桑塔格也提到了《意志的胜利》中那些群众的狂热表情（“一种失去控制的欣狂；领袖使群众达到高潮”），“左翼运动的形象往往是单性的或无性的。而右翼运动，不管它们开创的是怎样禁锢性欲或压制人性的现实，总带着一副色情的面孔。在性虐狂与法西斯主义之间，有一条天然纽带。正如热内特所言：‘法西斯主义是戏剧。’性虐狂的性行为同样如此……这幕戏因为对普通人禁演，更加富有刺激性。性的虐狂之于性，正如战争之于平民生活，是一种壮美的体验。与战争相比，社会契约显得沉闷乏味，如此平淡，如此无聊，看上去很文明，却因此缺乏刺激”。在魏玛的一家咖啡馆里，我和研究第三帝国历史与记忆的学者比尔·尼文（Bill Niven）也谈到了纳粹的蛊惑力。他告诉我，以色列作家伊沙伊·萨里德（Yishai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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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去中心化的民间组织，从研究本地纳粹历史出发，通过历史节庆、研讨会和通信形成一个网络，再通过持续不断的呼吁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最终让改变在联邦层面发生。巴约尔说，如今人们看到德国的记忆文化往往是国家行为，但民间社会的自发行动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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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直到80年代，一个不知晓慕尼黑历史的外地人，来到这座城市的中心，除了那些不会说话的石板，他将看不到任何第三帝国的痕迹。一切不名誉的历史，都淹没于开着白色小花的灌木丛中，或者几百辆小汽车的矩阵里——文献中心展出了1972年（这一年慕尼黑举办了奥运会）的两张国王广场老照片，照片里满满当当，但那段历史却空空如也。“长期以来，慕尼黑作为纳粹运动的发源地和总部，其角色几乎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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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改变德国记忆风景的“触发事件”中，柏林墙的倒塌是最大的那个。分裂的几十年间，两个德国可以很容易地互相指责，把皮球踢给对方，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两德统一后，德国的历史，尤其是第三帝国的黑暗历史，成为共有过去，已无法在柏林墙两头来回传递，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与文化面临融合，国族记忆也不例外。此时，博物馆与纪念碑建设就成了塑造新的集体认同的有用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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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样的“重走”，一种常见批评是，历史已无迹可寻——大屠杀实施的真实地点，多数确实看不到什么了，但施诺克说：“决定性因素不是看到什么，而是人们对集中营的理解，以及愿意花时间乘坐巴士开始这段旅程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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