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说,他能感觉到德国社会这几年的变化:人们觉得他们不再能够说出他们的看法,他们对此感到不满,并且这种不满的感觉在增长。A认为这和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有关,但这种不满的感觉和实际发生了什么没那么相关,重要的是,社会 (对难民涌入)有了负面情绪,而政治正确的观念阻止了人们去表达这种情绪。
在汉武帝初兴太学时,太学生员额只定五十名。后来逐渐增加,自一百二百乃至三千人,到东汉末增到三万人。太学本身成一个大社会,近在中央政府肘腋之下,自成一个集团,自有一种势力,来学的多半是中年人,他们并不志在急于毕业谋一出路,他们只以学校当徊翔之地,遨游其间,有十年八年不离去的。太学里的言谈渐成举国舆论向导,左右影响政治。人多了,一言一动招惹注目,风流标致,在私人生活的日常风格上,也变成观摩欣赏的集中点。
钱穆 《国史新论》0
钱穆 《国史新论》0它(历史)的合法性、正义性和自我正确性建立在他人的不合法、非正义和荒谬上,而评价他人不合法、非正义和荒谬的尺度正好是它自身的合法性、正义性和自我正确性。这是一种循环论证法,它诉诸人们的政治无意识,而且有意识地培养人们的政治无意识(或者说,非常理性地培养人们的非理性)。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的判断,就是一般民众放在法律对陪审团的规定之下都会做出的判断。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法庭为他们保密,使他们没有心理负担。他们只要自己不想出头露面,可以永远不被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所以除了他们应该考虑的证据之外,没有非考虑不可的其他因素。当然,这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个社会是自由的,普通民众是不受任何控制的。老百姓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像一盘散沙的,在没有和外国打仗的时候,是不拧成一股绳的。美国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在以色列境外(在商讨《菜茵水星报》所说的“棘手问题”,即“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历史和政治罪责的可能性以及边界问题”的一次巴伐利亚天主教学院会议上),塞尔瓦蒂乌斯更进一步,宣称“艾希曼审判中唯一合法的刑诉程序就是对他的以色列绑架者的审判,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这样做”;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15世纪晚期以前,“gender”这个词只被用来描述语法范畴,比如阳性名次和阴性名词,从未用在人的身上。《牛津英语大词典》记录的第一个用“gender”描述人类的例子要到1474年才出现,但在当时,这个词只是“sex”的同义词——“男性或女性”状态——这也就是在接下来的500年里人们对它的理解。人们可能仍然容易混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中所包含的身体特征(现在被理解为“生理性别”)和其中的文化、身份要素(“社会性别”),因为这两个词半个世纪以来总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身体和社会行为可能并没有内在的联系,才有人提出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语义差异。 最先让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出现在我们的主流文化视野内的人,是20世纪中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家们——她们的斗争目标包括同工同酬和生育自主权等。她们发现,把自明的生理性别与所有基于生理性别而强加于人的文化期待区分开来,对政治斗争是有帮助的。活动家想借此表明,女人并不是天生就只适合过当时大部分的女人被迫过的那种生活。她们最终想要推翻的流行观点是:女人“天生”倾向做饭、缝纫和行屈膝礼,而不是刻板印象中男性倾向做的事情,比如穿西装和掌管世界。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0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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