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简介
1.正因为有这些说不清辨不明的因素,卫青、李广的关系才成为千古之争,并因此连累了记录此事原委的司马迁本人。许多喜欢卫青之人,觉得司马迁带有偏见,尊李抑卫过于明显,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司马迁胡乱编造,有意栽赃给卫青。这么认为的人,可能既不了解史学,也不了解司马迁。和一般人想象的历史需要完全客观不同,司马迁、班固开创的新史学,本就是带有评论性质的,《史记》和《汉书》每一篇末尾的“太史公曰”“赞日”,就是作者对人物的主观评价。“客观”更多指的是对材料的辨别取舍。 就拿司马迁对于卫青、李广的情感来说,毫无疑问他是更喜欢和尊敬李广的。《李将军列传》一篇饱含着激昂不平的情绪,他写道:李广死讯传到军中,“一军皆哭”;传到天下,不管男女老少熟不熟悉,“皆为垂涕”。李广死时官职为郎中令,而司马迁恰好就在这一年左右担任了郎官,理论上他可能见过李广本人,听闻过身边人闲时啧啧称道飞将军的传说。在他印象里,这位英雄人物、顶头上司“口不能出辞”,很不善于表达,而且行为举止和没见过世面一样,“悛悛如鄙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老者,让士兵和百姓都为之倾倒、痛哭,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才能造就这样的反差呢?司马迁交代了一些原因:李广历任七郡太守,为人廉洁无比,得到赏赐辄分散麾下,饮食起居与土兵无异,故虽任二千石官员四十余年,却家无余财。其行军,一切从简,士卒如果没有吃饱喝足,本人绝不饮食,士卒因此无不乐为其死。司马迁最后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个字作为对李广的盖棺论定,这是对一个实力派英雄极高的赞扬。 和李广相比,司马迁写到卫青霍去病时,笔触相对平静了许多,没有那么多汹涌澎湃的感情,但仍然一笔一笔如实记录着两位青年英杰的不朽战绩。刘勃先生有一句评价写得非常中肯: 现在大家吐槽李广的材料,都是司马迁留下来的;歌颂卫霍的材料,也是司马迁留下来的。司马迁的偏见只是表...
2.历史学从不奢望给出最终答案,但总是试图启发人的思考。
3.英国史学家吉本因此总结:普通人觉得鬼神都是真的,聪明人觉得鬼神都是假的,统治者觉得鬼神都是有用的。 所以古代提倡的“以神道设教”,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情况,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之间,都是直白不讳、心照不宣的,只是瞒着那些需要被统治的愚众。当然,若说统治者全不信鬼神之说,也太绝对。具体对应到刘彻身上,也许宝鼎事件是一场有预谋的表演,但我们很难相信他对于神仙和长生的痴迷不是真实的,特别是他前几年刚刚经历过一场几乎不治的大病,似乎正是得到了“神君”的帮助才脱险转安。同时,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四岁,这个年龄的人,总是会开始敏感觉察到时间在身上留下的痕迹。中年人刘彻,即将开始他生命的另一段寻仙之旅。
4.为什么这个时代会频频出现酷吏,司马迁也做了自己的分析,他至少总结了两条原因,一条说得比较明白,一条则十分隐晦。明白的那条原因,可以用老子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来概括。法律的设置确实可以保护人的权益,但必须在适度的空间之内,一旦过度,会反过来侵害人的自由权利。法网编织得过于苛刻严密,百姓始终处于一种手足无措,动辄触网的状态,这种社会是极其不稳定的。事实上,秦末的大批盗贼,包括刘邦本人,都是因为触犯秦法为逃避制裁才落草为寇。被逼亡命的百姓越多,政府就不得不依靠大量酷吏去惩治镇压,甚至主要精力都用来防治乱民,其他正常的行政公务都被耽搁下来。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史记·酷吏列传》) 司马迁认为官位最高的酷吏张汤死后,大汉的状况并没有好转,尤其是杜周上位以来,法网只是越来越密,触犯法律的官民只是越来越众,廷尉每年审理的案子也因此越来越多,光是二干石以上的官员,就有上百人被扣押。由于酷吏的风格所致,每个案件都牵连甚广,仅中央和京城的监狱里经常关有六七万人。为了保证查案效率,办案吏员的人数比过去总体增加了十万以上。 以上是说得较为明白的原因,隐晦的原因则在每一名酷吏的个人小传文字里,如“赵禹者…上以为能”,“张汤者…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义纵者…以捕案太后外孙修成君子仲,上以为能”…几乎每一人,必注明“上以为能”,其他列传里都没有如此频繁。酷吏的出现,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今上觉得这些人有用而予以提拔。如果说酷吏顺应时代需要,那么刘彻,显然就是司马迁心目中认为的时代代言人。
5.战国至秦,国家政治体制的一大变化是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两者的根本区别是权力和资源归属问题。分封制下,所封区域内一切都实际归封君所有,包括土地和人民;而郡县制下,一切都归中央帝王所有,郡县的地方首长只不过是由帝王派出,替帝王实行管理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帝王是权力的所有者,而郡守是权力的实操者。这种变化,是中央集权的必然,因此也是战国时期变法的关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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