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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痛恨和厌恶战争,但还是不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抹掉对那一天 的回忆:成千上万的人还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感觉到他们是属于一起的,这种感觉在和平时期他们原本能更好地感觉到的。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一时刻他们感觉到自己正在共同 经历世界历史,正在共同经历一个再不会重现的时刻,每个人都感觉受到了召唤,将渺小的“我”融入沸腾的大众当中,清除一切自私杂念。在这短暂的时刻,奔涌的兄弟般感觉淹没了一切因为地位、语言、阶级、 宗教而造成的差异。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在攀谈;多年来彼此回避的人,在互相握手: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面孔。每一个单独的人,都在经 历一种“我”的提升:他不再是先前那个孤立的个人,他被融入大众当 中,他变成了“人民”,他作为个人,平时根本不被看重的个人,获得了 一种意义。一位邮局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到 星期六不停地分信而已;抄写员、鞋匠在他们的生活中突然有了另外一 种可能性,浪漫的可能性:他可以成为英雄,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位穿 上军装的人致意,那些留在后方的人已经提前用“英雄”这个浪漫的名字 充满敬意地向他们致意。他们认可那自己并不了解的权力,而这权力将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拎出来。
    《昨日的世界》
    我不记得人们怎么弄到这么多钱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确曾有过这么多钱。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适应那种混乱的局面。一个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上推理一定会这样想: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的汽车,而后来在德国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以前大柏林市全部房屋的地皮价——在这样的年代,人们一定以为,妇女们披头散发,发疯似地在街上匆匆而过,店铺里一片荒凉,因为什么物品都买不到了。尤其是戏院和娱乐场所全都空空荡荡。然而,使你不姓惊奇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胜过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那金融一片混乱之中,日常生活都几乎不受干扰地在继续。但就个人来说,变化都很大。富人们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在大量发行纸币中流失了;而投机家们却变富了。……而且恰恰是那些娱乐场所、酒巴间和戏院总是座无虚席。因为正是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贬值,从而使人们更看重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的真正价值。处于灾难之中的整个民族生活得比以往更富有情趣、更充满活力;……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我在那几年的生活和工作竟会比以往更朝气蓬勃。我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从未有象在那混乱的几年里更热爱艺术,因为由于金钱的背叛,我们觉得自己心中这种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 由于剧场内没有暖气,观众得穿着大衣看戏,并且靠和邻座的观众紧挤在一起来取暖;从前,场内的男人穿的是制服,女士穿的是长裙,相映成辉,而现在,场内是一片灰色,单调、暗淡!谁也不知道上演的歌剧下星期是否能够继续演出,如果货币一直贬值下去而运来的煤仅仅只够用一个星期的话,在那座象皇家剧院那样富丽堂皇的豪华剧院里,一切显得倍加凄凉,乐队的演奏员坐在乐谱架旁,身穿破旧的燕尾服也同样显得暗淡无光。他们面色憔悴。由于一切匮乏而已精疲力竭。在那座变得阴森森的副院...
    《昨日的世界》
    用我们今天没有什么 拘束的眼光来看,这些服饰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它们费尽心机要将任何裸露的皮肤和真实的隆起的痕迹隐藏起来,结果根本不是它想要的风化,反倒是它的反面。每一种时尚都以挑衅般的方式凸显了性别的极端性,以至于让人感到难为情。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男人和女人都个子高 高,身材修长,留着短发,外表的样子已经让人感觉到他们可以成为很 好的团队战友,而那个时代的两性哪怕彼此倾心也要保持距离。男人们 蓄起长长的胡须为了显得好看,至少要留起浓密的上唇胡,以便来突出 他们的男性性征,而女性穿的束身架则明确突出乳房这一女性性征,要让这一性征为人所见。在举止方面,强势性别与弱势性别的差异也得到 突出强调:男人要豪爽,有骑士风度,有进攻性,女人要腼腆、羞怯,有防卫性。他们分别是猎人与猎物,而不是同类。由于外表上不自然地 拉开距离,两极之间内在的张力即色情只会强化。当时的社会对性采取 的违背心理学的缄默与掩盖手段,这导致的结果正好与其原本意图相 反。由于当时的人们在任何生活形式、文学、艺术、服装方面都感觉到 对有伤风化的强烈恐惧和羞怯,力图去遮掩任何形式的刺激,实际上这 倒是真正迫使他们不可回避地产生那些有伤风化的念头
    《昨日的世界》
    巴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这种带着好奇的漫游和漂泊本身是令人愉快的,在很多方面也非常有收获。不过,人总需要有一个稳固的停靠点,从那里出发去漫游,然后再回到那里。当我在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驱赶着不得不游荡在这个世界上时,我对这种需求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透彻!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已经慢慢积攒起一 个小型图书馆,此外还有绘画和各种纪念品;我的手稿也已经开始堆积成捆了。毕竟,我不能将这些让人乐于拥有的重负装在旅行箱里,拖着它们周游世界。于是我在维也纳租了一个小公寓,但那不是我真正的身之地,正如法国人一针见血地说的那样,那只是一个歇脚地。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以前,某种临时的感觉一直莫名其妙地笼罩着我的生活。每做一件事,我都会对自己说:这还不是我本来要做的真正算数的事。对于创作,我只感觉那是真正创作之前的练笔而已;对于那些与我交往的女人,这种临时感更强。于是,我让自己的青年时代有一种不特别负责 任的感觉,同时也有那种试验、尝试、享受的“轻松快乐”,并无沉重负担。别人到了我这个年龄,都早已结婚,有了孩子和重要职位,必须用上全部精力进行最后一搏,让自己成就些什么。可是我还是一直把自己 当成年轻人,一个初出茅庐者,在我的前面还有无穷无尽的时间,我迟疑着不要在任何意义上将自己固定住。我的创作只是“真正创作”的预 演,如同一张名片,不过是在预告我的文学生涯即将到来;与此相类似,我自己的那套公寓也不过是一个地址而已。我特意选择了一个位于城郊、面积不大的地方,以免我的自由因为住宅花费太大而受到妨碍。 我也不买特别贵重的家具,因为我可不想像我父母那样花精力来“呵护”它们。他们那里每把扶手椅都要罩上,只在有客人来时才取下来。 我有意识地选择不要一直住在维也纳不动,不要让自己情绪化地和某个 地方绑定在一起。有好多年,我一直觉得这种“让自己处于临时状态”的做法是一个错误。后来,当我一次又一次被迫离...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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