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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以后看到阿根廷国土上的和平景象,当然令人更加欣慰。那里是另一个西班牙,西班牙的古老文明在这一片新的、辽阔的、没有流过血、没有被仇恨毒化的土地上得到保护和延续。那里有丰足的粮食、过剩的财富和利润,那里有无限的空间和未来的粮食。对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也给我带来了新的信心。数千年来,文明不就是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吗?如果一棵大树被斧头砍倒,只要种子保留下来,就不愁它不会发芽、开花和结果。像大树一样,我们世世代代所创造的一切会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永不枯竭。可是,人们必须学会从更大的范围去思考,从长远的时间去衡量。我对自己说,不要单从欧洲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应该跳出欧洲来考虑问题;不要把自己埋葬在逐渐消亡的过去,而应该参与重建新的历史。因为在这座百万人口的新城市里,所有居民都对我们的大会表现出满腔热情,所以我才感觉到,我们在那里并不是外人;在那里,对思想统一的信仰——我们把最美好的东西都贡献给这种信仰——依然具有生命力,仍然有价值,仍然在起作用。我感到,在飞速发展的时代,纵然是大洋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在那里,一个新任务代替了旧任务:那就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在更大胆的设想中建设我们所渴望的共同事业。如果说我最后一瞥看到战争将近,而对欧洲失去了信心,那么,我在南十字座下却又开始有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信仰。
    《昨日的世界》
    但是旅行,持续不断地到另一片星空下,另一个世界去旅行,并不意味着就能脱离欧洲、摆脱对欧洲的担忧。看起来,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几乎是凶狠的,当人类成功地用技术把大自然最隐秘的规律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技术反而扰乱了人类的心灵。技术带给人类最坏的灾难,莫过于阻止我们逃避现实,哪怕只是一刹那的逃避。我们的祖辈,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便可逃到偏僻孤独的地方;可是现在,在同一时间,不管身处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都能知晓或感受到某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尽管我距离欧洲那么遥远,可是我随时都知道欧洲的命运。在巴西的伯南布戈城登岸的那一天夜里,南十字星座就在我们头上。我疲惫不堪地走在黑色皮肤的人群中间,忽然从报纸上看到轰炸巴塞罗那和枪杀一位西班牙朋友的消息。几个月前,我曾与这位朋友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在得克萨斯州,我坐在飞驰的卧铺车厢里,行驶在休斯敦和一座石油城之间,我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大声喊叫,原来是不知哪位旅客把车厢里的收音机拨到了德语电台。列车的车轮正在得克萨斯的平原上滚滚向前,我却在车厢里聚精会神地听希特勒发表煽动性的演说。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无时不在怀着痛苦的忧虑思恋着欧洲,眷恋着欧洲中间的奥地利。在众多危险的地区中——从中国到埃布罗河和曼查那雷斯——唯有奥地利的命运特别令我关心,这似乎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吧。但是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全部系在那个小国身上——它正是我的祖国。如果我今天回过头来,试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政治错误,那么,我认为最大的错误是:欧洲和美洲的政治家没有执行简单明确的威尔逊计划,反而歪曲了。他的中心思想是给小国自由和独立的权力,不过他认识到,这种自由和独立只有在所有大国和所有小国都参加一个有约束力的组织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确认。由于还没有建立那种组织——真正的、全面的国际联盟——而无法实现纲领的那一部分,即给小国家以自主权;因而人们制造出来的不是平静,而是连续...
    《昨日的世界》
    奥地利的局势突变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变化。起初我认为奥地利的变化是无关紧要的,仅仅是形式上换了一个政府,可是我的旧奥地利护照失效了,我不得不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者的身份证。过去我常常在世界主义的美梦里为自己私下描绘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责任,就这样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美好,又多么符合我自己内心的情感啊!可是,我又不得不再次确认:我们的幻想是多么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能明白。十年前,我在巴黎遇到过梅列日科夫斯基,他抱怨地对我说,他的书在俄国遭到禁止,当时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所以不痛不痒地安慰了他几句;面对当前国际上流行的通病,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可是,当我的书在德国消失时,我才清清楚楚地理解了他的抱怨。因为我写的书只能通过翻译,以合乎译文的习惯和改变了的媒介形式才能出版,所以我在英国的地位不如在其他国家里高。因此,我在这段时间里——当时,我在前厅申请人坐的长凳上等了一阵之后,才被允许进入英国官员的房间——才懂得,把自己的护照变成一张外国的身份证意味着什么。因为过去我有权要求得到奥地利的护照,每一个奥地利领事馆的官员或者警察局的官员都有义务立即给我这个享有一切公民权的人签发护照。可是现在,我要得到那张英国的外国人身份证,就必须提出申请。这是一种经申请得来的照顾,而且这种照顾随时都可能被收回。一夜之间我又降了一级。昨天还是一位外国客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位有身份的绅士,我在那里支付外汇并且纳税,现在我却变成了一名流亡者。我被降至那类少数人中间,虽然他们还不属于不名誉的一类人。从此之后,我每到一个国家,那张白色身份证上的签证都得由本人提出特别申请。因为所有国家都对我这个身份归属不清、没有法律保护、无国籍的人表示不信任,我们这类人同其他人不一样,如果我们在某个国家变得令人讨厌或逗留时间太长,必要时,他们就会...
    《昨日的世界》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把东西装进我的小箱子。如果以前那位有地位的朋友对我说的话应验的话,那么我们在英国的奥地利人应该被算作德国人,所以各种限制会接连而来;也许当天晚上我就不能睡在自己的床上。我的地位又降了一级。那条惊人的消息传来一小时之后,我在英国已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敌邦的外国人”;我将被强行放逐到一个我搏动的心脏不愿待的地方去。因为对一个早已被赶出德国的人来说——由于他的种族和反对德意志的思想方式的缘故——现在居住在另一个国家,而根据一项官僚主义的法令,非要把他划进身为奥地利人从来就不属于的集体里,这样的处境岂不更荒唐?大笔一挥,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岂不变得荒谬绝伦?我一直用德语写文章、想问题,但我头脑里想到的一切念头,我脑子里产生的一切愿望,都是属于为世界自由而战的国家。我过去的所有联系都被扯断了,过去所有的一切,曾经有过的一切,都被粉碎了。我知道,这次战争过后,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而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为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贡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之间互相厮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爆发了。我整个一生热烈追求人性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在那个比其他任何时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的时刻,由于受到严重的排挤而感到无能为力。我感到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昨日的世界》
    为了最后看一眼和平的景象,我又一次徒步下山,向那座小镇走去。它静静地沐浴在中午温暖的阳光下。在我看来,它与平时没有两样。人们仍然用自己习惯的步伐走着自己习惯的路。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匆忙的神情,也看不见他们聚在一起聊天。他们在星期天仍然那么安详、泰然自若。在这一瞬间我问自己:难道他们到此刻还不知道发生了战争吗?不过,他们毕竟是英国人,他们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他们不需要大张旗鼓、不需要喧嚣和音乐来增强自己坚强、刚毅的决心。这跟奥地利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的那些日子里多么不同呀!话又说回来,那时我还是一个毫无经验的青年,而现在我有无数回忆压在心头,已是心事重重的老人,这两者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呵。我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热闹熙攘、五光十色的商店时,我在一片幻觉中重又看到一九一八年的景象:商店被抢劫得空空荡荡,好像在用空洞的眼睛凝视着我。我在幻觉中看到憔悴的妇女在食品店前排起长队;哀伤的母亲、伤员、残废者,和一切的恐惧不安又像幽灵一般回到了今天阳光灿烂的中午。我回忆起当年那些老兵,他们衣服褴褛、面容疲惫,他们是怎样从战场上回来的啊!我跳动的心经历了那次战争的全过程。但今天,战争还没有露出它那可怕的景象。而且我知道: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所有的业绩早已化为乌有——欧洲,我们曾为它而活着的故乡,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连同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点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历多少地狱和炼狱啊!骄阳普照着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面前的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这次战争后面另一次战争的影子。战争的影子将贯穿我们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将笼罩我日日夜夜产生的每一个念头;也许它的暗影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
    《昨日的世界》
    由于国家社会主义作祟,世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变得不正常——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才开始,作为首先看得到的现象是对异族的病态恐惧:仇视外国人或者至少是害怕外国人。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原先发明的专门对付罪犯的各种侮辱手段,现在却用来对付每一个准备旅行或正在旅行的旅行者身上。出门旅行者不得不被人从右侧、左侧和从正面拍照;头发要剪短到能看见耳朵。……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我起初也觉得这些琐碎小事不值一提。但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碎小事”却让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无可挽回的宝贵时间。……我这才感悟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失掉了多少啊。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纪,将成为即将到来地世界公民们地新纪元。可是那些非生产性地,同时又侮辱人格地繁文缛节却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啊!……时至今日,我,作为一个出生在比较自由地时代、不愿被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中的世界共和国里的公民,我还一直觉得我的护照上的每一个图章犹如犯人额上的一个烙印,每一次盘问、每一次搜查犹如一种侮辱。不过,那是一些小事,始终只是一些小事,我知道,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那些确实都是小事。但是,只有当我们把那些小事作为时代的症状记录下来,以后的时代才有可能将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临床表现记录下来——那种精神失常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笼罩着我们这个世界。
    《昨日的世界》
    而当时的社会就是要把年轻姑娘培养成这种样子:既有很好的教养,可又什么都不懂,既好奇又害羞,对男女之间的事愚昧无知,缺乏自信和不懂实际,由于那种脱离生活的教育,使她命中注定在以后的夫妻生活中任凭丈夫左右和摆布。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它的最秘而不宣的理想的标志,即把她作为女性的端庄,贞洁,超脱世俗的象征来加以保护。可是当这样一个年轻姑娘一旦耽误了自己的光阴,到了二十五岁,三十岁还没有结婚,又是多么可悲呵!因为社会习俗冷酷地要求一个三十岁的姑娘为了“家庭”和“体统”始终保持那种和她的年龄早已不相称的,没有性经验,没有性要求的性盲状态,然而这幅贤淑的形象以后往往会遭到可怕的丑化。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处女,于是无聊的小报便向她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谁今天翻开一本从前的《散页画报》或当时的一份别的什么幽默刊物,他就会可怕地发现,每一期上都有对老姑娘们的穷极无聊地嘲讽——那些老姑娘由于神经失常而不知掩饰自己的自然性爱要求。她们曾为了家庭和自己的好名声而不得不压抑自己内心的自然要求——对爱情和做母亲的要求,然而人们不但不体谅这种以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而以那种使我们今天感到厌恶的不通人情去嘲笑她们。 一个以极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天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最无情地反对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公诸于世的人。
    《昨日的世界》
    只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今天这一代人,或许会感到疑惑: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没有像一九一四年的群众那么狂热?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默默地、听天由命地服从召唤?一九三九年的战争是一场有关思想意识的战争,并不是仅仅为了争夺殖民地或改划国界。难道这次战争不如前一次战争?难道这次战争比不上前一次战争更神圣、更崇高?答案很简单:因为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像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有那么多幼稚的、天真的信仰。当时的老百姓信任权威,从不怀疑。在奥地利,没有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国之父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必要,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没有人敢想,如果没有凶残的、狡猾的、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他会要求人民流血牺牲。再说,德国人在报纸上看到奥地利皇帝致沙皇的许多电报,在那些电报中,老皇帝始终声称要为和平而斗争。当时的奥地利人民不仅忠于皇帝,对“高级人物”、大臣、外交家,以及他们的洞察力和忠于职守,也深信不疑。如果发生了战争,那不是政治家们的过错,战争是违背他们意愿的;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有一丁点儿错误;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是在别的国家。我们拿起武器只是为了自卫,是针对卑鄙阴险的敌人的一种自卫。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就“突然袭击”爱好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情况完全不同了,整个欧洲已经没有这种对政府忠实的迷信,至少没有对政府能力的迷信。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了持久和平的可能,人们就瞧不起外交。这些外交家恬不知耻地用许诺裁军、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他们记得太清楚啦!从根本上说,一九三九年的人民不尊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信任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们。一个最普通的法国修路工人也可以公开讥讽达拉第。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提出所谓“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和平”——签订以来,没有人再...
    《昨日的世界》
    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非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那是一个层次分明、泰然自若、秩序井然、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收音机、飞机等还没有把人的生活节奏提高到一个新的速度。岁月和年龄也没有影响到另外一种速度,人们生活得相当舒适安逸。今天,我尽力回想我童年时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我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一些人过早的发福了。我父亲、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师、商店的营业员、乐谱架旁的交响乐演奏员,他们四十岁就成了大腹便便、受人“尊敬”的人。他们步履艰难,谈吐斯文,说话时用手捋着那精心保养的灰白的胡须。而灰白的须发仅仅是庄严的一种新标志;一个“稳重”的男子需要有意识地避免青年人那种不太得体的举止和自负的神气。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在我孩提时代曾看到过父亲急匆匆地上下楼,或者是有过其他慌慌张张的举动,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呢。在那个时候,匆忙不只被看作不礼貌,况且在行动中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市民阶层生活在稳定的世界里,生活有保障,行动上有措施,从来没有突发事件,所以没有必要匆忙。即使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灾难,也透不过“稳定安逸”生活的厚墙。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就连邻近的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也毫无影响。他们把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报道当作体育专栏的文章一扫而过。事情就是这样,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呢?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在他们的奥地利,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什么变革,货币不会突然贬值。那个时候,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若是跌了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就可以断定该企业破产了,人人都要皱起眉头,忧心忡忡地谈论这场“灾难”。那时候,有人抱怨“高额”税收,这种抱怨与其说是真实的看法,倒不如说是一种习惯罢了。实际上,当时的税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税收相比,只不过是给国家的一点小费。那时候,人们时兴立详尽的遗嘱,好像这样就能使自己的孙子和曾孙免受财产损失,好像用一张债券就能一劳永逸地保证子孙们...
    《昨日的世界》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并目睹世事的年轻人,一旦发现那件遮盖一切的体面大衣上满是裂缝和洞孔时,他们一定会觉得,为那一直受到威胁的正派体统而惶恐不安是多么可笑。五十个中学生里终究会有一个碰上他的老师在阴暗的小胡同干那种有伤风化的事;他们也终究会从东邻西舍那里偷听到这个或那个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尽管他们在我们面前装得一本正经。事实上,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就越引起我们强烈的好奇心,有时,好奇心甚至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因为社会道德不准许人们让自己的自然本能自由地、公开地流露出来,在大城市里,这种自然本能找到了地下的和多半不干净的发泄渠道。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感到,由于对青年人性的压抑,一种隐藏的性兴奋便以一种幼稚的、笨拙的形式表现出来。几乎没有一座栅栏或一个厕所没有被涂上下流的字画;游泳池里用来隔开女子游泳区的木板壁,凡有树节子的地方都被捅成了洞。那些在今天由于道德风尚听其自然而早已衰落的行当,在当时却悄悄地十分兴隆,特别是裸体人像摄影,写真照相业。不管在哪家酒肆饭店,都有小贩在桌下向青少年兜售裸体照片。还有地下出版色情文学的行当,印的这些书粗制滥造,纸张极差,语病甚多,可销路甚好;那些淫秽下流的杂志销路同样很好,书刊中不堪入目的色情描写,在今天找不到第二份。这是因为严肃文学不得不坚持理想主义的说教和小心翼翼的态度。属于严肃艺术的有皇家剧院,以表现高贵的思想和如雪的纯洁为宗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门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戏的剧场和歌舞场。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它总想方设法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哪怕是一条曲折道路。说到底,假正经地不准谈性的启蒙和不许同异性无拘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这一代享有自由恋爱的青年人更好色。这是因为,只有那些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越是禁止的东西,越能刺激人拼命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越少,梦幻中想得越多;人的肉体接触的空气、光线和日...
    《昨日的世界》
    这一切之所以必须在一幅忠实反映时代风貌的图画中反复强调,是因为当我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青年聊天时,我几乎是要强迫他们相信,我们这一代人与当今一代人相比,根本不具备优越的条件。当然,从公民的意义上讲,我们比今天的一代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服兵役、服劳役,在许多国家,服兵役和服劳役是百姓应该为国家做的,其根本就是要听凭愚蠢的世界政治专横摆布。而我们当时并没有这些兵役和劳役,可以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艺术和其他精神爱好,使私人的生活更加个性化。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所以我们的生活更富有世界主义色彩。我们不需要护照和通行证就可以到处旅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我从来不否认,事实上我们享有比今天更多的个人自由,我们不仅爱好自由,而且充分利用这种自由。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所说的:“一会儿我们缺美酒,一会儿缺酒杯。”不管哪一代人,两全的事都是少有的。社会风尚给人们自由时,国家却限制他们;国家给予人们自由时,社会风尚却来奴役他们。过去我们过得挺好,经风雨见世面,而今天的青年人生活得更丰满,更有意识地在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今天我看到年轻人从中小学校、大学里走出来,昂首挺胸,目光炯炯有神;我看到男女学生欢快地聚在一起,轻松随意,毫无顾忌,十分友好,没有虚伪的羞涩和腼腆。他们一起学习,一起运动,一起滑雪,像古希腊古罗马人那样在一个游泳池里自由地互相比赛,男女两人同乘一辆小轿车在田间兜风,他们像亲兄弟姐妹似的过着健康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任何内在的和外在的负担,这种种事情使我感觉到,我同他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当时,我们为了表达爱情或接受爱情,总得找个僻静之处,偷偷摸摸地进行。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有利于青年一代的社会风尚的变革是多么巨大啊!我们在爱情上、生活上获得了多大的自由啊!这种自由大大地促进了人的身心健康。自从妇女的举止不受限制以来,我觉得她们更...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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