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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城市天生有着博采众长的愿望和接受外来影响的特殊敏感,维也纳将那些完全不相同的人オ吸引到自己身边,使他们在这里感到身心轻松、彼此融洽。人们在这种思想融治的氛围中生活,感到不胜温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居民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为一个超民族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的公民。 这种兼容并蓄的艺术一犹如交响乐中柔和的过渡艺术一一从这座城市形成的外貌中便可明显看出。这座拥有两百万居民的城市经过数百年的缓慢发展一一从内城有序地向四周扩大以后,居民人口已足够提供一座大都会的一切豪华消费和各方面的需求,但维也纳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失去了自然景色。维也纳城市边缘的房舍,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流水之中,有的面向辽阔的平原,有的散落在园林和田野之中,有的分布在树木葱郁的阿尔率斯山最后余脉的不陡峭的山网上;人们几乎感觉不出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的起端,两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可是人们在内城又会觉得这座城市的平面发展宛若一棵树的年轮似的一圏一圏层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围墙的旧址上是一条环城大道,大道两边华丽的建筑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高贵的核心——朝廷和贵族的古老宫殿。……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令人非常愉快。这座城市好客地接纳所有的外来人,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献这里的氛围是那么轻松愉快,就像巴黎到处充满欢乐一样,只不过在这里能享受到更自然的生活罢了。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者的城市,而所谓文化不就是用最美好、最温情和最微妙的艺术和爱情美化赤裸裸的物质生活吗?享受美食,喝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和一瓶微苦的新鲜啤酒,品尝精美的甜食和大蛋糕,在这座城市里是属于一般享受。而从事音乐演奏、跳舞、演戏、社交、讲究修养和风度仪表,才是这里的一种特殊艺术。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头等重要的事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商业。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晨看报的时侯,第一眼看的不是国会的辩论或者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剧...
    《昨日的世界》
    这样一个世界并不喜欢青年一代,说得更透彻一点,这个世界始终不信任青年一代。对自己有条不亲的“进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阶层宣称:从容不迫和中庸节制是人们在一切生活领域中唯一能见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们引导向前的急瞬都应该避免。……而年轻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断进行迅速和激烈的变革。因此年轻人也就成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长时间地受到排斥或者被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没有打算要使我们学生时代的生活过得愉快。任何一种形式的往上提升,我们都得通过耐心等待才能得到。……当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被破格任命为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就好像发生了一柱惊人的意外事件似的,维也纳全城的人都为之诧异,窃窃私语:这样一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怎么会被托付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他们完全忘记了莫扎特在三十六岁和舒伯特在三十ー岁就已完成莫定自己一生荣誉的作品。这种不信任感一一把每一个年轻人视为“不完全可靠”ー一在当时遍及所有的社会阶层。……于是,产生了一种今天几乎不能理解的风气:年轻处处成为升迁的障碍;年老却成了有利条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完全变了样的时代里,一个四十岁的人干事的时候,愿意让人看上去像是三十岁青年人的那种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一切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令人羡慕的素质,但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却被看作靠不住的表现。 唯有了解这种特殊观念的人,他才会明白国家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就得教育我们把现存的一切尊重为完美无缺,教师的看法万无一失,父亲的话不可反驳,国家的一切机构都绝对有效和与我世长存。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太舒服。这一原则也在家中得到贯彻。在给予青年人某些权利之前,他们首先应该懂得自己要尽义务,而且主要是要履行完全服从的义务。教育从一开始就应该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在一生中还没有任何贡献,...
    《昨日的世界》
    我之所以没有陷入那种魔术般的迷境,与其说我该感谢我自己的内在力量,毋宁说我更应感谢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那是在一次大学生们的庆祝活动之后,他们围住我,拥抱我,跟我握手。我完全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我高兴地望着他们容光焕发的脸。有四五个大学生陪着我回住处,整整一群人,里面有派给我的那位女翻译,她也是大学生,她把什么都翻译给我听。一直到我关上旅馆里自己的房门时,我才真正是一个人独处,说实在话,那是十二天以来我第一次一个人独处,因为在十二天中我身边总是有人陪着我,有人围住我,被热情的群众拥来拥去。我开始脱衣服,把我的上衣放在一边。这时我发觉衣服里有沙沙的纸声。我把手伸进衣袋,拿出来的是一封信,一封用法文写的信,但不是一封通过邮局寄给我的信,一定是有人在拥抱或拥挤的时候悄悄塞进了我的衣袋里。那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一封写得非常巧妙、通情达理的信,它虽然不是一名“白俄”写的信,但它是对最近几年来自由不断受到更多的限制所表示的愤懑。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请您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得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话对您讲,而只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也不会少。您的女翻译要向上汇报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您每走一步都有人监视。”他给我举了一连串我无法证实的例子和细节。我按他的要求把信烧了——“请您不要撕了它,因为有人会从您的纸篓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们拼起来的。”——我这才第一次开始深省一切。我曾身处诚挚的热情之中,在同志式的美好气氛中确实没有一次机会曾私下和某个人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由于我不懂俄语,使我无法和老百姓有真正的接触。更何况我在这十四天里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个望不到尽头的帝国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昨日的世界》
    一艘俄国军舰在训练航行中第一次驶进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到过这座世界大城市的年轻水兵们穿着漂亮的制服在托莱多大街上散步,他们睁大自己的那双好奇的农民眼睛,对一切新鲜的东西看个没够。第二天,他们当中有几个小伙子决定到对岸的索伦托来,来看看“他们自己的”大作家。他们没有事先和高尔基约定;在十分看重同胞情谊的这些俄罗斯人的思想中,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作家理所当然会随时为他们腾出时间。他们突然出现在高尔基的住宅前,而且他们的想法也完全正确:高尔基没有让他们等候,就把他们请了进去。可是高尔基第二天笑着对我说,那些年轻人一开始在他面前装出一副严厉的样子。因为他们觉得“事业”高于一切,所以他们刚一迈进那座美丽舒适的别墅就说道:“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你生活得简直像资产阶级。你为什么不回俄国去?”高尔基不得不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们解释。但实际上,那些老实巴交的年轻人也不是真的想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他们无非是想显示一下他们并不“崇尚”荣华,而且对每一个人都先要考问一下他的信念。接着,他们无拘无束地坐下来,喝茶、聊天,最后告别时一个接一个地和他拥抱。照高尔基的描述,那个场面非常动人,他对新一代人的那种轻松自由的方式十分喜欢,对他们的大大咧咧一点也不生气。他一再重复说:“我们和他们是多么不同啊,我们要么畏首畏尾,要么激烈无比,却从来不会把握自己。”那天晚上,他一直神采奕奕。可是当我对他说:“我想您当时的想法是:最好和他们一起回国。”这时他猛地一怔,直瞪瞪地望着我。他说:“这,您怎么知道的?说真的,一直到最后一刻,我都还在考虑,我是否应该把一切都撂下:把书籍、纸张、手稿统统撂下,和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一起乘坐那艘军舰在蓝色的大海上航行十四天回到俄国,这样我也许又会知道俄国是什么样子了。一个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会把学到的最美好的东西荒疏。流亡中的我们,还没有一个人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昨日的世界》
    我的生存空间远远超出我自己居住的范围。我和我们那个时代一些最优秀的人物结成为私人朋友。我欣赏过最精彩的演出;我可以游览和观瞻那些不朽的城市、不朽的绘画、世界上最美的风景。我没有职务和职业上的羁绊,始终自由自在。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乐趣,不仅如此,我的工作还给他人带来乐趣!还会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呢?到处是我的书:难道会有人把这些书籍都毁掉吗?(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完全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事。)那是我自己的房子——难道会有人把我从自己的房子里赶出去吗?到处有我的朋友——难道我有朝一日会失去他们吗?我曾经毫无畏惧地想到过死,想到过患病,但是在我的思想中却从未想到过我目前面临的这种处境,没有想到过我不得不背井离乡,作为一个被赶出家门的人而被追逐、被驱赶,再次从这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浪迹天涯;我没有想到过我的那些书籍会被焚毁、被禁止、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我没有想到过我的名字在德意志会像一个罪犯的名字似的受到指责;我没有想到过原来那一些朋友——他们的信件和电报在我生日那天全都放在我的桌上——在以后的邂逅中会突然脸色变得煞白;我没有想到过我在三四十年里孜孜不倦完成的一切业绩竟会被一笔抹杀;我没有想到过我当时自以为在生活中十分稳固的一切竟会分崩离析;我没有想到过在我的事业即将接近巅峰的时候竟又要我以力不从心的精力去重新开始一切,而我已经心力交瘁。说真的,在我庆祝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发生这样一些不可思议的荒唐事。当时,我是心满意足,从而也热爱生活。我无忧无虑,即便我不再进行任何写作,我的已出版的书籍也足够我生活。似乎一切都已得到,万事大吉。我早年在父母家中获得的尔后在战争中失去的那种安全感,现在又依靠我自己的力量重新获得。我还想得到些什么呢?是呀,在每一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当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他渴望安宁;可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他又渴望紧张...
    《昨日的世界》
    在奥地利,没有一个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国之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的必要,他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没有人敢想,如果没有凶残、狡猾、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皇帝会要求人民去流血牺牲。再说,德国人也都事先在报纸上看到过自己的皇帝致沙皇的电报,德国皇帝在那些电报中一再声称要为和平而斗争。当时每一个普通人还都非常崇敬“高端人物”——大臣们、外交家以及崇敬他们的判断和诚实。如果发生了战争,那么这只能是违背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家们意愿的事;那些政治家自己是不可能有过错的。全国没有一个人有一丁点儿过错。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是在别的国家。拿起武器是一种自卫,是针对卑鄙阴险的敌人的一种自卫。是敌人在毫无道理的情况下“突然袭击”了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而到了 1939 年,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对自己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对自己政府的能力近乎宗教般的信任已在整个欧洲消失。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了一种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以来,人们对于外交根本就抱着蔑视的态度。各国人民清楚地记得,外交家们怎样用许诺裁军、许诺不搞秘密外交等无耻地欺骗了他们。从根本上来说,1939 年的人们不崇敬任何政治家。没有人把自己的命运信任地托付给他们。一个最不起眼的法国筑路工人可以讥诮达拉第。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提出所谓“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平”——以后,没有人再相信张伯伦的远见。在意大利,群众恐惧地眼望着墨索里尼,在德国,群众恐惧地眼望着希特勒,心想:他又要把我们引向哪里?当然,他们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关系到祖国的事。于是,士兵们拿起枪杆,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上前线,但是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梦想当英雄。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觉到,自己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愚蠢的政治当牺牲品,就是为了不...
    《昨日的世界》
    而在 1914 年,广大群众在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之后,他们对于战争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事先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战争。在他们看来,战争是奇遇,恰恰因为它离得遥远,从而赋予战争一种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们看到的战争还始终是在教科书和美术馆的绘画中看到的战争:骑兵们穿着显眼的戎装,进行着眼花缭乱的厮杀;致命的一枪总是击中心脏;壮烈牺牲的场面,而全军则在嘹亮的凯歌声中胜利前进——所以,在 1914 年 8 月,新兵们含着笑容向自己的母亲高声喊道:“我们圣诞节就回来了。”当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谁还记得起“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在普通人的想象中,1914 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还真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这次一生中美妙和令人兴奋的好事呢。因此他们急急忙忙地去报名参军,在开往不归之路的列车上欢呼歌唱。整个奥地利帝国的血管里,热血沸腾,头脑发昏。但是 1939 年的这一代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自己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这段时间在一生中是无法弥补的。他们知道,向敌人冲锋的时候不会戴着桂冠和彩色绸带,而是在战壕和营地一待就是几个星期,全身长满虱子,渴得要死。他们知道,自己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已被远处射来的枪炮击得粉碎和打成残废。他们事先就已经从报纸上、从电影里知道了残酷杀人的新技术和新手段,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前进的道路上会把伤员碾成肉酱,飞机会把睡在床上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身碎骨。他们知道,1939 年的一场世界大战由于它的灭绝人性的机械化,要比人类以往的历次战争卑劣、残忍、非人性一千倍。在 1939 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而更有甚者,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而获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一次大战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得太...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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