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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晨到了奥地利!每个车站上都贴着告示,宣布全面的战争动员。火车上挤满了刚伍的新兵,彩旗飞舞,音乐声震耳欲聋。在维也纳,我发现整座城市陷入一种沉醉状态。最初对这场战争的惊骇,转变成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兴奋。这是场没有人想要的战争,民众不要,政府也不要,外交官们本来在以此玩弄手段、虚张声势,却没想到失手而弄假成真。维也纳大街上组成了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都是彩旗、彩带和音乐。年轻的新兵在志得意满地行进着,他们面容灿烂,因为人群在向他们欢呼致意,这群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平时是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对他们欢呼致意的。 实话实说,我必须承认,在这种大众最初的情绪爆发中也存在一些了不起的、令人神往甚至有诱惑力的东西,这是一些很不容易摆脱的东西。尽管我痛恨和厌恶战争,但还是不会在自的生活中抹掉对那一天的回忆:成千上万的人还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感觉到他们是属于一起的,这种感觉在和平时期他们原本能更好地感觉到的。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一时刻他们感觉到自己正在共同经历世界历史,正在共同经历一个再不会重现的时刻,每个人都感觉受到了召唤,将渺小的“我”融沸腾的大众当中,清除一切自私杂念。在这短暂的时刻,涌的兄弟般感觉淹没了一切因为地位、语言、阶级、宗教而造成的差异。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在攀谈;多年来彼此回避的人,在互相握手:到处都是生机盎然的面孔。一个单独的人,都在经历一种“我”的提升:他不再是先前那个孤立的个人,他被融入大众当中,他变成了“人民”,他作为个人,平时根本不被看重的个人,获得了一种意义。一位邮局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不停地分信而已;抄写员、鞋匠在他们的生活中突然有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浪漫的可能性:他可以成为英雄,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位穿上军装的人致意,那些留在后方的人已经提前用“英雄”这个浪漫的名字充满敬意地向他们...
    《昨日的世界》
    答案很简単:因为在我们1939年的世界上,已经不像1914年那样有那么多幼稚天真的轻信。当时的民众还不假思索地信他们尊奉的权威,在奥地利没有人会想到:在并非万不得的情况下,最受尊崇的一国之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还会在自己八十四岁的高龄向他的子民发出战斗号召;在没有邪恶、猾、凶残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之时,他还会要求子民做出流血牺牲。德国人也都读到了皇帝写给俄国沙皇尽力争取和平的电报。人们对“上层人物”、对部长们、外交官们,对他们的判断和诚实怀有极大尊敬,这一想法还占据着普通人的头脑。如果有战争发生,那一定是违背了本国政治首脑的意愿的;他们自己不可能有责任,整个国家没有人有哪怕一丁点儿的责任。肯定是在敌对方的国家里,这些犯罪之人,这些战争的推动者。人们拿起武器,这是自卫,针对那些有坏蛋行径的卑鄙敌人,因为他们无端地侵入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1939年,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人们这种近乎宗教般的对本国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对本国政府能力的信任已经消失了。自从看到他们在凡尔赛如何出卖了长久和平的可能性,人们开始鄙视外交手段。各民族还都清楚地记得,这些政客在解除军备、废止秘密外交方面是怎样无耻地欺骗了自己。从根本上说,在1939年,人们不再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首脑存有尊重,不会满怀信任地将自己的命运交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位的手中。一位最不起眼的法国筑路工人会讥消达拉第;在英国,自从慕尼黑会议一一“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 以来,人们就完全不再相信张伯伦的深远虑在意大利、德国,民众满是恐惧地看着墨素里尼和希特勒:他又要把我们驱赶到哪里去?当然,人们不能抗拒,这关涉到祖国于是士兵们拿起了武器,于是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征。但是,从前那种不可撼动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已经没有了。人们服从,但是不再欢呼;人们走上前线,但不再梦想成为英雄。整个民族以及单个的个体都已经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牺品面已,坑害他们...
    《昨日的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所有的政治煽动和仇恨宣传只会使人们头脑短时间发热,但从未触及欧洲真正的民众。 然而,战争并没有过去,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我们都在自己的善良愿望之中蒙蔽了自己,而且把我们个人的思想准备和国家的思想准备混为一谈。不过,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这种过失而感到羞愧,因为那些政治家们、经济学家们、银行家们所受的蒙蔽也并不比我们少。他们在那几年里同样被经济复苏的虚假繁荣所迷惑,并且心甘情愿地忙碌奔波。实际上,斗争只不过是从国与国之间的斗争转移到社会内部的斗争而已;我在意大利最初几天所目睹的个场面,我到后来才懂得其深远意义。我们当时在奥地利并不是非常了解意大利的政治状况,只知道随着战后的失望情绪,极端的社会主义倾向乃至布尔什维克的倾向日渐在意大利蔓延。每一堵墙上都可以看到用墨炭或粉笔写的歪七扭八的“列宁万岁”的字样,而且还听说,一个名叫墨索里尼的社会党领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本党脱离了关系,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党派。但是人们对这类消息只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听听罢了。这样一个区区小党派能成什么大气候呢?当时每个国家都有这类党派;在波罗的海的沿岸土地上到处都有志愿兵在列队行走。在莱茵兰和巴伐利亚都成立了分裂主义的党派。到处都有示威游行和暴动,只不过每次暴动都被镇压下去罢了。因而没有人想到那些身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在未来欧洲的发展中会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可不是身穿红色衣衫的加里波第义勇军。对魏玛共和国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具灾难性的了:即魏玛共和国的那种理想主义企图它既要给民众以自由,又要给自己的敌人以自由。由于德意志民族从来都是讲秩序守纪律的民族,所以对自获得的自由竟茫然无措了。他们正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将要来剥夺他们自由的人呢。我深信,任何想以抛头露面来使自己遐迩闻名的人,无意之中会使自己生活得像一个“镜中人”一用韦尔费尔的话说,就是一举一动刻...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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