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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抄所收录"经典语录"中的金句：

而当时的社会就是要把年轻姑娘培养成这种样子：既有很好的教养，可又什么都不懂，既好奇又害羞，对男女之间的事愚昧无知，缺乏自信和不懂实际，由于那种脱离生活的教育，使她命中注定在以后的夫妻生活中任凭丈夫左右和摆布。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它的最秘而不宣的理想的标志，即把她作为女性的端庄，贞洁，超脱世俗的象征来加以保护。可是当这样一个年轻姑娘一旦耽误了自己的光阴，到了二十五岁，三十岁还没有结婚，又是多么可悲呵！因为社会习俗冷酷地要求一个三十岁的姑娘为了“家庭”和“体统”始终保持那种和她的年龄早已不相称的，没有性经验，没有性要求的性盲状态，然而这幅贤淑的形象以后往往会遭到可怕的丑化。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处女，于是无聊的小报便向她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谁今天翻开一本从前的《散页画报》或当时的一份别的什么幽默刊物，他就会可怕地发现，每一期上都有对老姑娘们的穷极无聊地嘲讽——那些老姑娘由于神经失常而不知掩饰自己的自然性爱要求。她们曾为了家庭和自己的好名声而不得不压抑自己内心的自然要求——对爱情和做母亲的要求，然而人们不但不体谅这种以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而以那种使我们今天感到厌恶的不通人情去嘲笑她们。一个以极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天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最无情地反对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公诸于世的人。

《昨日的世界》 0

当时，没有立即颁布一项公然禁止我们著作的法律——那项法律是两年之后才宣布的——，他们开始没有颁布那种法律，只是先采取小心翼翼的试探，看看能走多远，对我们著作的第一次攻击，是推给一群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舒昌善翻译）

《昨日的世界》 0

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想要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渐渐地成为不可能了。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也象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我始终以为是坚定的个性主义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是用这样一些愚蠢的陈词滥调结束，诸如：“谁不会恨，谁也就不会真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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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些时候常常和弗洛伊德讨论起战争和希特勒世界的恐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他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可怕的野蛮行径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骄傲——他的见解得到了最惊人的证实，即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人们会找到一种至少在各族人民的公共生活中压抑那些本能的形式；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本能作为不可根觉的和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保持紧张状态的力量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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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始终服从国家的要求，让自己去充当最最愚蠢的政治牺牲品，让自己去适应最最离奇的变化，使自己永远和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竭力抵抗，共同的命运还是会将我们卷进去，不容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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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表示怀疑，他们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任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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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发现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关键和最隐秘之处，却永远不能通过书本：同时，即使你整天四处游逛，也永远不能获得；而是始终只能通过这个民族或这座城市最优秀的人物。你要了解民族和乡土之间的真正关联，唯有从你和活着的人的思想友谊中获得，一切从外部的观察始终是一幅不真实的粗略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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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今天这一代人，或许会感到疑惑：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没有像一九一四年的群众那么狂热？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默默地、听天由命地服从召唤？一九三九年的战争是一场有关思想意识的战争，并不是仅仅为了争夺殖民地或改划国界。难道这次战争不如前一次战争？难道这次战争比不上前一次战争更神圣、更崇高？答案很简单：因为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像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有那么多幼稚的、天真的信仰。当时的老百姓信任权威，从不怀疑。在奥地利，没有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国之父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必要，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没有人敢想，如果没有凶残的、狡猾的、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他会要求人民流血牺牲。再说，德国人在报纸上看到奥地利皇帝致沙皇的许多电报，在那些电报中，老皇帝始终声称要为和平而斗争。当时的奥地利人民不仅忠于皇帝，对“高级人物”、大臣、外交家，以及他们的洞察力和忠于职守，也深信不疑。如果发生了战争，那不是政治家们的过错，战争是违背他们意愿的；全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有一丁点儿错误；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是在别的国家。我们拿起武器只是为了自卫，是针对卑鄙阴险的敌人的一种自卫。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就“突然袭击”爱好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情况完全不同了，整个欧洲已经没有这种对政府忠实的迷信，至少没有对政府能力的迷信。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了持久和平的可能，人们就瞧不起外交。这些外交家恬不知耻地用许诺裁军、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他们记得太清楚啦！从根本上说，一九三九年的人民不尊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信任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们。一个最普通的法国修路工人也可以公开讥讽达拉第。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提出所谓“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和平”——签订以来，没有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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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能够获得一种新含义的自由，只有与一切失去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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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非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那是一个层次分明、泰然自若、秩序井然、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收音机、飞机等还没有把人的生活节奏提高到一个新的速度。岁月和年龄也没有影响到另外一种速度，人们生活得相当舒适安逸。今天，我尽力回想我童年时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我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一些人过早的发福了。我父亲、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师、商店的营业员、乐谱架旁的交响乐演奏员，他们四十岁就成了大腹便便、受人“尊敬”的人。他们步履艰难，谈吐斯文，说话时用手捋着那精心保养的灰白的胡须。而灰白的须发仅仅是庄严的一种新标志；一个“稳重”的男子需要有意识地避免青年人那种不太得体的举止和自负的神气。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在我孩提时代曾看到过父亲急匆匆地上下楼，或者是有过其他慌慌张张的举动，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呢。在那个时候，匆忙不只被看作不礼貌，况且在行动中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市民阶层生活在稳定的世界里，生活有保障，行动上有措施，从来没有突发事件，所以没有必要匆忙。即使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灾难，也透不过“稳定安逸”生活的厚墙。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就连邻近的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也毫无影响。他们把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报道当作体育专栏的文章一扫而过。事情就是这样，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呢？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在他们的奥地利，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什么变革，货币不会突然贬值。那个时候，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若是跌了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就可以断定该企业破产了，人人都要皱起眉头，忧心忡忡地谈论这场“灾难”。那时候，有人抱怨“高额”税收，这种抱怨与其说是真实的看法，倒不如说是一种习惯罢了。实际上，当时的税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税收相比，只不过是给国家的一点小费。那时候，人们时兴立详尽的遗嘱，好像这样就能使自己的孙子和曾孙免受财产损失，好像用一张债券就能一劳永逸地保证子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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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总的说来，我对中学时的狂热，对那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从来没后悔过。它把求知欲注入了我的血液中，使它永远不会失去。以后我读的书和学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学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的。一个人的肌肉误了锻炼，以后还可以补上；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的理解则不同，它只能在决定性的那几年里成型；只有早早地学会敞开自己心扉的人，以后才能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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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并目睹世事的年轻人，一旦发现那件遮盖一切的体面大衣上满是裂缝和洞孔时，他们一定会觉得，为那一直受到威胁的正派体统而惶恐不安是多么可笑。五十个中学生里终究会有一个碰上他的老师在阴暗的小胡同干那种有伤风化的事；他们也终究会从东邻西舍那里偷听到这个或那个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尽管他们在我们面前装得一本正经。事实上，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就越引起我们强烈的好奇心，有时，好奇心甚至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因为社会道德不准许人们让自己的自然本能自由地、公开地流露出来，在大城市里，这种自然本能找到了地下的和多半不干净的发泄渠道。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感到，由于对青年人性的压抑，一种隐藏的性兴奋便以一种幼稚的、笨拙的形式表现出来。几乎没有一座栅栏或一个厕所没有被涂上下流的字画；游泳池里用来隔开女子游泳区的木板壁，凡有树节子的地方都被捅成了洞。那些在今天由于道德风尚听其自然而早已衰落的行当，在当时却悄悄地十分兴隆，特别是裸体人像摄影，写真照相业。不管在哪家酒肆饭店，都有小贩在桌下向青少年兜售裸体照片。还有地下出版色情文学的行当，印的这些书粗制滥造，纸张极差，语病甚多，可销路甚好；那些淫秽下流的杂志销路同样很好，书刊中不堪入目的色情描写，在今天找不到第二份。这是因为严肃文学不得不坚持理想主义的说教和小心翼翼的态度。属于严肃艺术的有皇家剧院，以表现高贵的思想和如雪的纯洁为宗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门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戏的剧场和歌舞场。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它总想方设法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哪怕是一条曲折道路。说到底，假正经地不准谈性的启蒙和不许同异性无拘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这一代享有自由恋爱的青年人更好色。这是因为，只有那些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越是禁止的东西，越能刺激人拼命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越少，梦幻中想得越多；人的肉体接触的空气、光线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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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之所以必须在一幅忠实反映时代风貌的图画中反复强调，是因为当我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青年聊天时，我几乎是要强迫他们相信，我们这一代人与当今一代人相比，根本不具备优越的条件。当然，从公民的意义上讲，我们比今天的一代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服兵役、服劳役，在许多国家，服兵役和服劳役是百姓应该为国家做的，其根本就是要听凭愚蠢的世界政治专横摆布。而我们当时并没有这些兵役和劳役，可以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艺术和其他精神爱好，使私人的生活更加个性化。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所以我们的生活更富有世界主义色彩。我们不需要护照和通行证就可以到处旅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我从来不否认，事实上我们享有比今天更多的个人自由，我们不仅爱好自由，而且充分利用这种自由。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所说的：“一会儿我们缺美酒，一会儿缺酒杯。”不管哪一代人，两全的事都是少有的。社会风尚给人们自由时，国家却限制他们；国家给予人们自由时，社会风尚却来奴役他们。过去我们过得挺好，经风雨见世面，而今天的青年人生活得更丰满，更有意识地在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今天我看到年轻人从中小学校、大学里走出来，昂首挺胸，目光炯炯有神；我看到男女学生欢快地聚在一起，轻松随意，毫无顾忌，十分友好，没有虚伪的羞涩和腼腆。他们一起学习，一起运动，一起滑雪，像古希腊古罗马人那样在一个游泳池里自由地互相比赛，男女两人同乘一辆小轿车在田间兜风，他们像亲兄弟姐妹似的过着健康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任何内在的和外在的负担，这种种事情使我感觉到，我同他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当时，我们为了表达爱情或接受爱情，总得找个僻静之处，偷偷摸摸地进行。我十分高兴地看到，有利于青年一代的社会风尚的变革是多么巨大啊！我们在爱情上、生活上获得了多大的自由啊！这种自由大大地促进了人的身心健康。自从妇女的举止不受限制以来，我觉得她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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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剧坛为我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梦想的机会；可是每到最后一刻，剧坛又冷酷地把这些机会从我身边夺走。可想而知，青年时代的我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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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暂时繁荣使所有人像发了疯似的，拼命攫取更大的财富。如今，当我们心平气和地问自己，一九一四年欧洲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我们找不出任何充足的理由，也找不出它的诱因；这次战争不是出于思想上的纠纷，也不是为了争夺边境的几个小地方。我认为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战前四十年和平时期积聚起的内部力量，它必然要发泄出来。每个国家都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想要使自己强大的情感，可恰恰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这种情感。每个国家想从别国得到更多的财富，可是这些国家也想从别国得到财富。而最糟糕的是，我们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欺骗了，那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每个国家都想让别的国家在最后一分钟被吓退，于是外交官们就利用起恫吓的手段，一次又一次，四次、五次在阿加迪尔，在巴尔干战争中，在阿尔巴尼亚，都玩弄起这种手段。巨大的同盟国之间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军事化。和平时期德国就征收战争税，法国延长了服役期。多余的力量必然要发泄出来。巴尔干的爆炸信号则显示出，战争的乌云已向欧洲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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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他的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上和道德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自由，对一个坚强的人来说，这种自由是不言而喻的。我第一眼就看出，在关键的时候他将代表欧洲的良知——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我们谈论起《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他的书想尽到三重责任：第一，向音乐致敬；第二，表明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越来越需要警惕。挑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的卑劣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昂，更富有侵略性，实际上，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这些坏人一点顾忌也没有，我们却顾虑重重。从《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可以看出有一股荒谬的东西，而同荒谬的东西作斗争要比我们的艺术事业更重要。罗曼·罗兰在他的整部作品中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我却从他身上感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表现出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生活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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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实话，我不得不承认，群众中最初爆发出来的那种情绪，确有崇高和吸引人之处，甚至有一股使人难以摆脱的诱惑力。尽管我非常厌恶战争，憎恨战争的狂热，可是我依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和平时期就相处得很好，可他们从来没有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情感，感觉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战争使它们一下子变成一个中心，体现一种意志，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他们在经历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觉得随时都会被召唤，把渺小的“我”融化到火热的群众中去，把个人的私心消灭在其中，什么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所有差别都被暂时的兄弟情谊的巨涛淹没了。在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人在攀谈；长年相互回避的人现在握手了；到处看到的是生气勃勃的面孔。每一个人都经历着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像先前那样孤立的人，而是群众中的一员；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平时不受尊重的人，现在受尊重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在他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他们一生都很少碰到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可能成为英雄。每个人都能穿上军装，妇女们会向他们祝贺；留下来的人早就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那些新兵承认，一股尚不熟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拉出来，尽管在狂热的最初时期，母亲的忧伤，妻小的恐惧，她们羞于把这种最真挚的情感显示出来，但他们还是清楚地感觉到的。不过，也许在飘飘然的感觉中还有一种更深厚、更秘密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么强大、那么突然，以致把人身上潜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像气泡一样冲到表面，这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作“对文化的厌恶”。这些有原始欲望的人，要求冲破维持世界长久安宁的一切法律和条文，放纵自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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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回家途中乘坐的那趟伤员列车拂晓时到达布达佩斯。下车后，我立刻奔向旅馆，为了好好睡一觉，因为在车厢里，唯一的座位就是我那只箱子。我实在太困倦了，一直睡到中午十一点，才赶快穿上衣服去吃早饭。可是我刚走几步，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看看是不是在做梦。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早晨还像春天，中午就已经是夏天了。布达佩斯真美啊，整座城市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女士们穿着白色衣裙，挽着军官的胳膊轻盈散步。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军官们，好像不是我昨天或前天见到过的那些人，而完全像另一个部队的军官。我看到那些衣服里、嘴里、鼻子里散发出一股碘酒气味的军官——他们是运送伤员的——怎样买紫罗兰向女士们献殷勤。我看到漂亮的小汽车驶过大街，里面坐着脸刮得净光、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所有这些情景，离前线只不过八九个小时快车的行程啊！可是我有权指责他们吗？他们想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更快乐，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大概感到现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胁，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尽量去享受，穿几件好衣服，度过最后的美好时光。从这一点上看，人是非常脆弱、极易被摧毁的一种生物。一颗小小的子弹在千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记忆、认识、喜怒哀乐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能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在如此鸟语花香的上午，会有几千人聚在这里沐浴着阳光，去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觉自己的血液和也许已增添了新的更强的力量的生命。我几乎要对那些令我惧怕的事释然了。可是那个殷勤的餐厅招待偏偏给我拿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硬着头皮看下去。不看还好，一看我便怒火上扬。报纸上刊登的全是不可动摇的胜利信念之类的废话，说什么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小，而敌人伤亡惨重，实在令人恶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战争谎言从报纸上向我袭来！不，有罪的不是散步的人，也不是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反对这些人，那我们也是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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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在天翻地覆的突变中，尤其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勇气和冒险在短期内往往比人的内在信念和稳定的品格更起作用，比人的内在价值和坚持正义的勇气更有意义。每当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汹涌翻腾的时候，总有一些善于赶潮流的人毫不犹豫地冲到浪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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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问我：“我属于哪一方呢？如果我在梦中醒来，我知道我在梦中说的是意大利语，而当我写作时，我是用德语进行思维。”他的学生遍及全世界。——“现在也许有一个学生正在向另一个学生开枪”——他本来想继续创作歌剧《浮士德博士》，但由于他感到心烦意乱，便只写了一部轻音乐的短小独幕剧，以排解自己的烦恼。在战争时期，乌云是不会从他的头上消散的。我很少听到他洪亮欢快的笑声，而那笑声是我以前非常喜欢的。有一天深夜，我在车站饭店的餐厅看见他，当时他已独自喝了两瓶葡萄酒。我从他的面前走时，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吧！”他指着酒瓶说，“不是喝酒！只不过是麻醉一下，否则就受不了。音乐不能使人一直陶醉下去，而创作只有在美好的时光里才会来临。”不过，这种内心的矛盾对阿尔萨斯人来说尤为痛苦。在他们中间最最不幸的，要数雷内·席克勒那样的人，他们的心向着法国，却在用德语写作。在他们的故土周围战火纷飞，他们的心好像被刀剖成了两半。有人把他们拉向右边，又有人把他们拉向左边，强迫他们要么承认德国要么承认法国；他们十分厌恶这种不可能做到的“非此即彼”的抉择。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希望德国和法国成为兄弟，相互理解，而不是敌视，为此，他们忍受了许多痛苦。在他们周围，还有那些与双方阵营有姻亲关系的人，德国军官的英国妻子，奥地利外交官的法国母亲。有的家庭，儿子们在敌对双方服役，父母盼望天各一方的来信；有的家庭，仅有的一点财产在这里被查收，原来的职务在那里丢失。这些支离破碎的家庭尽其所能到瑞士来避难，为的是避免嫌疑，因为他们不论在原来的祖国还是在新故乡都一样受到怀疑。他们为免给自己造成麻烦而避免讲任何一种语言。他们像幽灵一样悄悄走路。一个生活在欧洲的人，越是把整个欧洲视为自己的故乡，就越会被这个要砸烂欧洲的拳头打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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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我今天竟然记不起那几年我们的家庭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当时在奥地利维持一个人一天的生活需要花费几万甚至几十万克朗，后来在德国则要数百万克朗，可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令人不解的是：我们大家都有过这么多钱。我们习惯了那种生活，也适应了那种混乱的局面。一个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推理上一定会想到：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辆豪华汽车，后来在德国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过去柏林全部房屋的地皮价。人们一定会以为：妇女们披头散发在大街上疯狂地匆匆而过，商店里一片荒凉，货架上空空，什么也买不到；特别是剧院和娱乐场所全都空空荡荡。但令人不胜惊奇的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人们要求生活连续性的意志远远超过货币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的混乱中，日常生活几乎是不受干扰地在继续。但个人的变化却非常大，富人变穷了，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由于大量发行纸币而流失了，投机倒把者却富了。地球像飞轮一样始终按自己的节奏在旋转，从不停顿，从不关心个人的命运。面包师烤他的面包，鞋匠缝制皮靴，作家写书，农民种地，列车正点运行，每天早上报纸照常准时送到门口；那些娱乐场所、酒吧、戏院天天爆满。因为这种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在贬值，人们现在更重视实际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的真正价值。在苦难之中的整个民族活得比以往更有生气，更具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到山里远足，回家时脸已晒得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新的商店到处在兴建。连我自己也不敢想，我那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竟比以前更富有朝气。过去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变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混乱的那几年里，反而更喜爱艺术，因为金钱的背叛，反而使我们觉得，我们心中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譬如说，我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从来没有忘记去看歌剧。看歌剧的人要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摸索着前进，由于缺煤而限制路灯照明。看一次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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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实际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整个民族在暗地里都非常憎恨这个共和国，却不是因为共和国粗暴地压制了放纵的自由，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松了。谁经历过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事物发展到极限必然产生反弹，而德国正处在这一可怕的过程中。那些使德国陷入乱世的幕后人物，手里正拿着钟表笑嘻嘻地等待着：这个国家情况越糟，对他们就越有利。他们得势的时刻即将到来。一股反革命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聚集在鲁登道夫周围，希特勒当时还未掌权，当然拥戴他的人更少些。那些被人扯下肩章的军官组成秘密团体。那些眼看自己的积蓄被人骗走的小市民悄悄进行联络，准备随时响应任何能恢复正常秩序的号召。对德意志共和国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具有灾难性的了：共和国本着理想主义的意图，既给人民以自由，也给敌人以自由。由于德国人民从来都是讲秩序守纪律的民族，所以对政府给的自由不知该怎么办，正急不可待地盼望有人出来剥夺他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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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产生危险，使人飘飘然，更多地相信自己事先美好的打算，而对自己的能力和作品的效果却想得很少。一个人不管以什么方式出名，本身就意味着他自然平衡的状态遭到了破坏。在一般的情况下，人的名字不过是一个标记，犹如雪茄的外壳一样，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客体，它与真正的主体本来只有松散的联系。一旦这个名字取得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主体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各种强烈力量的作用下，成为一种左右主体并使主体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的影响。头衔、职业、勋章以及名扬天下，都会使他们的内心产生更大的自尊和自信，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达到他们那种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大吹大擂起来。不过，一个天生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人，他就会把任何一种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种在那种微妙的处境中使自己保持不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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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我今天说，我只为我的书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文学界获得的声誉而高兴，但如果好奇心转移到我个人身上，那么这种成就只会引起我的反感，我这是在说实话。从我少年时起，我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就是：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我甚至感到，任何一个酷爱自由的人，如果到处刊登他的照片，他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就会受到阻碍和歪曲。除此之外，我出于爱好而开始的事业，很可能会变成一种职业或企业形式的危险。邮局每天送来大批信件、请柬、通知和要求答复的咨询。每当我外出一个月，回来时就得用两三天时间处理那些堆积如山的邮件，以便让“企业”的工作恢复正常。尽管我不想这么做，可由于我的书十分畅销，使我陷入忙碌不堪的事务中。为了处理好各种事宜，我必须井井有条、统观全局、办事准确、工作熟练，这一切可以说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美德，可是与我的秉性却格格不入，必将严重影响和威胁那种纯粹的无拘无束的思考和梦想。所以，越是有人请我到大学讲课，出席各种庆典，我就越深居简出。我从不抛头露面宣扬自己。我也从未克服那种几乎是病态的腼腆。直到今天，我还有这种出自本能的习惯：在大厅里、在音乐会上、在剧院看戏时，总是坐在不显眼的最后一排；没有比在台上或者在抛头露面的位置让大家盯着我看更使我难以忍受的了。对我来说，各种形式的隐姓埋名是一种本能的需要。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像我尊敬的朋友阿尔图尔·施尼茨勒和赫尔曼·巴尔，总是喜欢穿丝绒茄克衫，烫着鬈发，让鬈曲的头发飘落在前额上，或者留奇特式样的胡须，穿与众不同的服装，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我深信，任何一个想以非常装束使自己闻名四方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使自己的生活变成像韦尔弗尔所说的那种“镜中人”。人的每一个姿态无不显示出一个人的风格。过于注重仪表的多样化，那么内在的诚恳、自由和无忧无虑就消失殆尽。如果我今天还能重新开始，那么我会用另一个名字，一个杜撰出来的名字，一...

《昨日的世界》 0

“您对我如此信任，我深感荣幸。倘若您要求我诚实回答，我向您保证，我必定照办。除了您真心想告诉我的一切，我当然不会强求您说出更多。只是您叙述时，无论对您自己，还是对我，都请如实相告。请您相信我，我视您的信任为一种殊荣。”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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