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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娜·鄂兰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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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918条关于"汉娜·鄂兰"的句子：本页收录的汉娜·鄂兰经典句子/名句/语录/汉娜·鄂兰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汉娜·鄂兰经典句子/名句/语录可以了解汉娜·鄂兰的文字风格。
    正是这种对世界的态度，使得他如此具有人性，并在某些时候容易受到攻击。当我们说某人是“有人性的”，我们一般是在说某种仁慈或温和，或者和蔼可亲之类的品质。与我前面提到的原因相似，由于我们习惯于在一个人造物的世界中生活并熟练地进行活动，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和我们所制造、所做的事情等同起来，而经常忘记每个人都仍然具有一种最伟大的特质：他从本质上说永远胜过他能生产和成就的事物。人不仅能在完成每件作品和成就之后仍然不被耗尽，仍然具有创造更多事物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而且他在自身的本质中就超越于切事物，为物所无法企及和限制。我们知道，人们是如何每天都愉快地丢掉这种特质，把自己完全等同于自己的作为，为自己的智力、作品或天赋而骄傲的。这种等同确实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效果，然而，和这些效果同样深刻的是：这样的态度也总是在丢弃人的伟大的品质，丢弃人所具有的比自己的作为更伟大的品质。
    《黑暗时代的人们》
    世界历史的铀心看来穿越了公元前5世纪，处在公元前800年到别公元前200年中发用的精神进程的中央”。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波斯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巴勒斯坦出现了先知，希腊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和悲剧作家。那一时期发生的事件的特征在于：它们彼此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尽管它们都是历史中伟大的世界性文明的起源：然而这些起源在它们各自的差异中，却包含着某种独特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理解和界定：在那一时期，神话被抛弃，或被用来作为伟大的世界性宗教的基础，亦即唯一的、超越性的上帝观念的出现；那时，哲学出现在每一个地方—人开始把存在（Being）理解为一个整体，把他自己理解为与其他所有事物根本不同的存在物；那时，人第一次开始（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对他自身提问，开始对意识进行意识，对思想进行思想；那时，伟大的个人到处出现，这些人不再只是他们所属的共同体的成员，而是把自己视为个体，并确立了新的、个体性的生活方式—诸如贤人的生活、先知的生活，以及从所有共同体撤退到全新的内在和精神性领域之中的隐士的生活。我们思考时运用的所有基本范畴，我们信仰的所有基本原则，都是在那时期被创造出来的。
    《黑暗时代的人们》
    因此，她生命的更糟阶段就曾教给她如下的道理：当你能讲述或书写关于生活的故事和诗时，请不要去使自己的生活诗意化，把它当成艺术品那样去度过它（像歌德曾经做过的那样），也不要利用它来实现某个‘观念’。生活也许包含着‘本质’（还有其他的东西吗？），而回忆这一在想象中进行的重复行为，或许能释放这一‘本质’并把‘灵药’赐给你，而你最终甚至可能被允许用它来‘调制’某些东西，来‘酝酿故事’。但是，生活本身既非本质也非灵药，而如果你想这样对待它，它就只会和你开恶作剧般的玩笑。
    《黑暗时代的人们》
    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作家”，她“对于被固定在某个陷阱中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任何一种职业由于总是要在生活中指派一个确定的角色，因而都成为一种陷阱，遮蔽了生活本身的无限可能性。…精神上的寂寞和需要被人崇拜都算不上什么致命的罪过，因为这些都只是爱的可怜的替代品——只有爱，相互之间的爱，才能给予对一个人存在的最高确证。然而，在我们需要被提醒不要愚弄自己时，这样一些现象的出现却是最好的提示。
    《黑暗时代的人们》
    有理由认为，让逐渐破落的富人相信他们此时的贫穷，正如让逐渐富裕的穷人相信他们此刻的富足一样困难；前者似乎被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大手大脚冲昏了头脑，后者则似乎被小气吝啬所支配，这种小气吝啬不是别的，实际上只是根深蒂固的恐惧，不知道第二天会是什么样。
    《黑暗时代的人们》
    拉鲁斯（Larousse）曾将文人定义为：尽管这些人生活在书写和印刷的文字世界里，并且首先被书所包围，却既不愿被迫也不乐意为了糊口而进行职业化写作和阅读。他们不像知识分子阶层那样或是作为专家、专业人士和官员为政府服务，或是引导和指导社会，文人总是力图与国家和社会保持距离。他们的物质生存建立在无工作的收入上，而他们的理智态度则基于坚决拒绝被政治或社会所整合。在这一双重独立的基础上，他们才能提供一种超越的、蔑视的态度，这种态度曾赋予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对人类行为的洞见，赋予蒙田对人情世故的洞明，赋予帕斯卡思想警句般的犀利，并赋予孟德斯鸠在政治思想上的大胆和开明。
    《黑暗时代的人们》
    就过去已经变成传统而言，它拥有权威；就权威历史性地展现自身而言，它变成了传统。
    《黑暗时代的人们》
    本雅明可能是第一个强调指出收藏是儿童的爱好的人。他说，对儿童来说，东西还不是商品，不依靠用途来判断其价值；同时，收藏也是有钱人的嗜好，他们拥有的足够多了，不再需要任何有用的东西，因而负担得起把“物体的变形”当作他们的事业。在这当中，他们必须不可避免地发现美，而美需要“无利害的愉悦”（康德）才辨识得出。无论如何，一件收藏品只具有爱好的价值而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本雅明还没有意识到，收藏其实也是一种明智、稳妥、通常回报率极高的投资形式。）而正是因为收藏可以关注任何门类的物品（不仅仅是艺术品，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有用物品的日常世界，因为它们毫无“益处”），因而才可以说，收藏使物品重新获得了作为一件东西的性质，因为现在物品不再是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具有它内在的价值，所以，本雅明才能把收藏者的热情理解为一种与革命家的热情相近的态度。像革命家一样，收藏者“梦想着他的路不仅通向一个遥远的或者消逝的世界，而且同时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在那里，可以肯定的是，人们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并且，事物从单调乏味的有用性中解放了出来”。收藏是为完成人的救赎而进行的对事物的救赎。…“在最高的意义上，一个‘收藏者’的态度，就是继承人的态度”。（《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本雅明说过，“所有权是一种最深刻的关系，借此人们拥有物品”，继承人通过占有物品，在过去建立起自我，从而不被现在所打扰，实现了“旧世界的新生”。
    《黑暗时代的人们》
    讨论诗歌是一件让人不安的任务。诗歌可以引用，却不宜用来讨论。
    《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困窘的情境中，人们是环境的牺牲品。这种情境本身就是一种羞辱，而与使它显形的光是来自耻辱还是来自荣誉几乎无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天才就在于，他用一个情境就概括了“困窘”的这些不同方面：当王子在《白痴》里著名的舞会场景中打碎了精美的花瓶时，他的笨拙、他在适应这个“人造物”的世界时的无能就暴露了出来；而同时，它还最为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善良”，亦即他对这世界来说是“过于善良”了。羞辱恰好就在于这一事实：他被暴露“为”某个善良的人，他不能不善良，正如他不能不笨拙那样。 羞辱是困窘的极端化。
    《黑暗时代的人们》
    世界并不会因为它是人类所造而有人性，它也不会仅仅因为在其中有人的声音就变得有人性，它只在人们把它作为谈话的对象时才会如此。无论我们受到世界中的事物多大的影响，也无论它们困扰和刺痛我们有多深，只有在我们能和同伴谈论它们时，这些食物才会变得属人。而所有无法成为谈论对象的事物——真正的崇高、真正的恐怖和诡异——也许能找到一种人的声音以进入世界，但它仍然不是完全属人的。只有通过谈论世界和我们自身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把它们人性化，同时，也正是在谈论它们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做人。
    《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这一方面，一项荣誉就是一堂给我们上的有说服力的关于谦逊的课程，因为它意味着它并不像我们评判他人的价值或成就那样，为我们评判我们自身的价值。在奖赏中，是世界在宣告；而如果我们要接受奖赏并对此表示感谢，我们就只能通过忽略我们自己来做到这一点，并只能以这样的态度来行动，亦即朝世界敞开，朝一个使我们获得言说并被人倾听的空间的公众和世界敞开。
    《黑暗时代的人们》
    世界并不会仅仅因为它是人类所造而有人性，它也不会仅仅因为在其中有人的声音就变得有人性，它只在人们把它作为谈话的对象时才会如此。无论我们受到世界中的事物多大的影响，也无论它们困扰和刺痛我们有多深，只有在我们能和同伴谈论它们时，这些事物才会变得属人。而所有无法成为谈论对象的事物——真正的崇高、真正的恐怖和诡异——也许能找到一种人的声音以进入世界，但它仍然不是完全属人的。只有通过谈论世界和我们自身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把它们人性化，同时，也正是在谈论它们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做人。
    《黑暗时代的人们》
    但是，尽管他有着绝对的自信，并且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他仍然没有犯假装知道未来的错误，也没有假装知道自己努力的最终结果。他总是像野地里的百合花那样，满足于“日复一日”甚至是“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生活。他为自己这种崭新的状态立下了如下“行为的基本法则”：“不为明天而忧虑”，不去“为未来作人工的准备”，小心地“不去向任何人自负和随便地谈论它”。正是他的信仰，而非神学或政治的理论，一直在守护着他，使他能抵制“所有对恶的纵容，并希望这样做能对某些人有益”。
    《黑暗时代的人们》
    对讲故事的奖赏就是她能够将生活释放出来：“当一个讲故事者对故事保持忠诚时，那么，在故事的结尾，寂静就会说话。而在故事被他背叛的地方，寂静就仅仅是空虚。但我们这些忠实者，在说完最后一个词时，我们将会听到寂静的声音。”
    《黑暗时代的人们》
    “尘世的绝对 ”所包含的，是在生命中对死亡意识的取消，是把生命（只要它还活着）从死亡中解放出来，因而生命就仿佛在永恒中进行。正如认知的功能是战胜“作为最内在的外部世界的时间”，并征服最靠近自我因而对自我来说最陌生和危险的世界那样，“尘世的绝对”所具有的功能，是通过使世界与自我相对峙，以在生命中征服死亡，反抗这个“孕育着死亡的世界”——因为自我在其核心、在其认知性的核心中，知道它自身是不死的。即使在布洛赫转向了逻辑实证主义时（尽管这是一种非常特别和具有独创性的逻辑实证主义），他也仍然坚持他先进的、基本的基督教信念：死亡和易朽性植根于世界中，而不死和永生则存在于自我中；因而对我们来说似乎必死的生命，其实是不死的，而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永在的世界，其实是死的牺牲品。
    《黑暗时代的人们》
    打个比方，我们把不断生长着的作品比作火葬时的柴堆，它的评论者就像化学家，而它的批评家则是炼金术士。留给前者的是木头和灰烬，作为他分析的唯一对象；后者则一心想着火焰自身的谜：生命之谜。因此，批评家所要探寻的事这样一种真理：它生动的火焰还在过去沉重的木头和已逝生命的青灰上继续燃烧。作为炼金术士的批评家从事着这样一种含糊的工作：他将现实事物中的无用成分，转化为闪耀而永恒的真理之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观察并解释着带来这一神奇变形的历史过程——无论我们怎么想象这一形象，它都很难和我们把一个作者归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时头脑中通常出现的那些形象相对应。
    《黑暗时代的人们》
    有理由认为，让逐渐落魄的富人相信他们此时的贫穷，正如让逐渐富裕的穷人相信他们此刻的富足一样困难；前者似乎被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大手大脚冲昏了头脑，后者则似乎被小气吝啬所支配，这种小气吝啬不是别的，实际上只是根深蒂固的恐惧，不知道第二天会是什么样。
    《黑暗时代的人们》
    仅仅由于“那些正在消失的东西所具有的新奇和美丽”，即使它不是真理，他也想保留它；另一方面，他知道，要切断传统的流转，没有比从传递下来的固体形态的片段中，切下“丰富而陌生”的珊瑚和珍珠更为有效的方法了。
    《黑暗时代的人们》
    这种由“当前”来提供养分的思考，与“思想的碎片”一起运作，这些“思想的碎片”是从过去采摘而来并聚集在它周围。就像潜入海底的深水采珠人，他不是去开掘海底，把它带进光明，而是尽力摘取奇珍异宝，摘取那些海底的珍珠和珊瑚，然后把它们带到水面之上。这种思考乃是沉入历史的海底——但这并不是为了恢复它曾经的样子，使得已消逝的时代重新复活。引导这种思考的乃是这样一种信念：虽然生命必定受时间之衰败的支配，但是衰败的过程同样也是结晶的过程，在大海的深处，曾经存活的生命沉没了、分解了，有些东西“经受了大海的变化”，以新的结晶形式和模样存活了下来，保持了对腐败的免疫力，仿佛它们只是等待着有一天采珠人来到这里，把它们带回到这个活生生的事迹——作为“思想的碎片”，作为某种“丰富而陌生”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作为永不消逝的原现象。
    《黑暗时代的人们》
    请务必谨慎，你们这些赞颂希特勒的人，我……知道它很快就会死去，他的名声将活得更长些。但即使它通过征服地球，使它变得不再适于人类居住，也没有一首咋没他的诗歌能够永存，使得，那广大而日渐衰败的大陆传出的痛苦哀嚎来得太快了，它将淹没对摧残者的赞歌。是的，那些赞赏暴行的人，他们同样拥有悦耳的嗓音。然而，遗留下来的最美的歌仍然是垂死的天鹅之歌：他毫无畏惧地吟唱着。
    《黑暗时代的人们》
    我们能找到的唯一客观而不容置疑的提示是，他越过一个诗人应有的限度太远了。实际上，他越过了那条人们为他而划出的可被容忍的界限。这是因为，这些界限无法从它们的外面被人察觉，甚至无法被人猜测。它们看上去像是模糊的山脊，肉眼几乎无法看到；可是一旦有人去翻越它们——甚至并没有真正翻越，仅是在那里被绊倒——这时它们就会突然变成陡壁。这里没有退路；无论他做什么，他都只能发现背后紧靠着陡壁的自己。
    《黑暗时代的人们》
    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展示了她在理解具体历史情境中人的行为、作品和个性方面所具有的杰出才能。这种才能可以归结为精敏的判断力和深透的理解力。判断力乃是对差异进行细致甄别的能力，它关心的是运用普遍原则时情境或细节的特殊性。而理解力（理性）则是对事物的整体进行把握的能力，它关心的是事物的统一性或形相（ei-dos）。一种从判断力提升而来的理解力，最终使事物在经验中重新聚集为一个活生生的、丰富的整体：这不仅仅是得体，而且包含着穿透力。不像罗兰•巴特，她从不“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相反，人类要想从“黑暗时代”得救，恰恰要回归政治的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实现交流沟通，而“讲故事”，正是打破缄默和孤立的途径之一。
    《黑暗时代的人们》
    在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的刻画中，任何真实或本真的事物，都遭到了公众领域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闲谈"的压倒性力量的侵袭，这种力量决定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预先决定或取消了任何未来之事的意义或无意义。对海德格尔来说，除了通过从中撤离并返回孤独状态之外，不存在任何可能逃离这一共同的日常世界中“不可理解的琐屑”的出路。那种孤独状态，曾被巳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用来对抗政治领域。... 在我们此处的语境中，关键在于: "Das Licht der Öffentlichkeit verdunkelt alles" ( "公众性的光把一切都弄得昏暗了") 这一讽刺性的、昕起来悖理的陈述，已经成为事情的真相，并实际上构成了对于我们生存境况的最简明的论断。
    《黑暗时代的人们》
    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代》（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剑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一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可见，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花样翻新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借此佐证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使光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
    《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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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娜·鄂兰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汉娜·鄂兰
    国籍： 德国
    汉娜·鄂兰简介：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出生于德裔犹太家庭。1924年，她入读马尔堡大学，师从马丁·海德格尔，后在弗赖堡聆听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课程。1926年，她转至海德堡，在卡尔·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奥古斯丁中的爱之概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1929）。1933年，因纳粹上台而流亡海外，先后在布拉格、日内瓦和巴黎为犹太难民组织工作。1941年，她移居美国，活跃于纽约知识界，并在多所大学任教，长期担任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政治哲学教授。阿伦特以三部代表作奠定学术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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