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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娜·鄂兰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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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354条关于"汉娜·鄂兰"的句子：本页收录的汉娜·鄂兰经典句子/名句/语录/汉娜·鄂兰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汉娜·鄂兰经典句子/名句/语录可以了解汉娜·鄂兰的文字风格。
    个人道德所及的力量并没有达到基本社会神话的那种我们恪信的程度的效力。“勿杀戮”这一规范在道德命令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可是在人类的精神系统中并没有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道德的原因由于信息、社会条件有计划地重新组合后，可以例外地变得容易破坏了。注意力只侧重于狭隘的技术侧面，这一侧面产生的其他广泛影响，未能进入视野，这种倾向也是这构造中的一个特点。
    《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审判成了重新团结起分裂的社会的机会。本·古里安想证明除了唯一能保证犹太人安全的是以色列，此外所有的地方，犹太人都常有生命的危险。他要把犹太人大屠杀作为必须支撑这个唯一的犹太人国家的基石。
    《平凡的邪恶》
    正如她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平凡的邪恶》
    这里要处理的既不是犹太民族有史以来遭遇的头号灾难史，也不是要陈述极权统治制度或者追溯德国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一段历史，更不是要撰写一篇关于恶的本质的学术论文。每一场审判的中心，都是这个被告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人有他自己的故事，是一个糅合了各种属性、特征、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独一无二的合成体。除此之外的一切，比如犹太民族的流散历史、反犹主义或德国民众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或者当时的意识形态、第三帝国的统治机器……只有当这一切为审判者提供背景、能够再现被告犯罪的具体情境时，才能左右审判。被告没有涉及的事情或对他从未发生过影响的事情，法庭审判必须不予考虑，庭审报告也必须不予采纳。
    《平凡的邪恶》
    暂且不说希特勒通过对“患有先天疾病的德国人”（心脏病人和肺病患者）来结束这场杀戮；更加昭然若揭的事实是，执行屠杀的原则十分随性，只依照历史数据而定。不难想象，在未来可见的自动化经济时代，人们会禁不住诱惑，对智商在一定水平之下的所有人斩尽杀绝。
    《平凡的邪恶》
    对于这些理论， 我本人同耶路撒冷初审法院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它们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整个齿轮理论在法律层面毫无意义，所以任凭你把艾希曼看成多大尺寸的“小齿轮”，根本无关宏旨。法庭在宣判时自然承认，这样一桩罪行只能由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以国家手段来实施；不过，只要它是一桩罪行——这也是法庭审判的先决条件——那么在对簿公堂之时，这台机器上的所有大小齿轮就自动蜕变成凶犯，变回了人。当被告请求原谅，说自己当时不是作为个人，而纯粹是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在行动，说任何一个身在其位者都会如法炮制，那么，就好像一个罪犯在引用犯罪数据说明每天发生了许多罪行，而他只是按照数据的要求去做事——因为即便你不做，终归是有人要去做的。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
    《平凡的邪恶》
    正义要求最大程度的回避，允许悲痛但不要愤怒，杜绝成为万众焦点的那种快感。
    《平凡的邪恶》
    纽伦堡审判中，被告们“被控对各个民族的人民犯罪”，但是那场审判并未考虑到犹太人的悲剧，仅因为艾希曼不在场。豪斯纳先生真的以为，假如艾希曼出现在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席上，犹太人的命运就会得到更大关注吗？恐怕并非如此。跟其他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他以为只有犹太人的法庭才能还犹太人公道，审判自己的敌人是犹太人的事物。由此，诉诸国际法庭的声音，在以色列引起了普遍的敌意。因为国际法庭很可能不会指控艾希曼“对犹太人民犯罪”，而是控告其在犹太人身上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相较之下“我们不搞种族划分”这样奇怪的自夸在以色列听来就没那么奇怪了。
    《平凡的邪恶》
    从政治角度来说，正是处于恐怖条件下，大部分人才会顺从；但是有一些人不愿顺从，就像那些进行“最终解决”的国家提供的教训——实际上，他“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国家，但是他并非在一切地方发生。
    《平凡的邪恶》
    我，签名人···， 我资源宣布已做好准备去以色列，在那里接受法庭审判。毋庸置疑，我将会得到法律建议。··· 我会尽量一五一十地交代我离开德国前最后几年里的所作所为，让后世知道事情的真相。此声明出于自由意志，既不是为了兑现承诺，页没有受到外界胁迫。我只想得到内心的安定。若是我没法记起所有的细节，在某些地方混淆或颠倒了事实，那么我请求外界施以援手，借助档案资料或口供，帮助我找出真相。我明确地说，假如一定要彻底的赎罪行动，那么我愿意公开绞死···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因为我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去减轻德国青少年的罪责负担；毕竟，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以及父辈在上次战争中行为，他们无能无力。
    《平凡的邪恶》
    面对媒体采访时，这位律师答道：“艾希曼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而非在法律面前。”但是这个回答从未得到被告本人的证实。很明显辩方并不希望他认罪，理由是在当时的纳粹法律体系下，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他被指控的内容并非罪行，而是“国家行为”，任何其他国家对此都没有司法权（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par in parem imperium non habet]);他是在奉命行事，用塞尔瓦蒂乌斯的话，“若国家胜利了，他的所作所为会令他加官晋爵；若国家失败了，则会令他命丧黄泉。”首先，他（艾希曼）认为谋杀的罪名就是错误的：“我没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我从未杀过任何一个犹太人，或一个非犹太人，总之——我从未杀过任何人。我也从未下命令杀死任何一个犹太人或非犹太人。我根本就没做过。”抑或如其之后的说明，“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什么也没有做过”——因为，假如命令他去杀害自己的父亲，他也会义无反顾去做。
    《平凡的邪恶》
    如你们所知，我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我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断绝关系的原因，和贵“评议会”所取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非常不同。作为一种主义，我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以色列一些重要的政策。无论什么理由（比如由于犹太人自由愚蠢），大灾害降临到这个国家的话，这时如果问我们每一个人持有何种看法的话，我明白这些政策是最后的大灾难。不，我现在明白。
    《平凡的邪恶》
    ……政治中，服从等于支持。何况拒绝犹太民族或其他民族生存在这个地球上，你（艾希曼） 和你的上司有决定谁能或谁不能住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吗。正因为你的指示，实行的政治，我们谁也都不希望和你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这就是你应该判处绞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平凡的邪恶》
    1. “如果必须死，那么由同族来选择的好”——我反对。让纳粹他们自己来干杀人工作更合适。2. “我们牺牲百人是打算拯救千人”——这简直听到的是选择七名美女行贿上帝息怒，上供活人仪式的最新版本。总之，这不是我的宗教信仰，“这”当然也不是犹太教的信仰。3. 最后最小的恶的理论，这理论的结论，善良的人类最恶。
    《平凡的邪恶》
    罗宾逊的主要表现在两篇文章中。第一不能认为“‘犹太人评议会’的成员在法律上、道德上是纳粹统治者的共犯。就如店主在强盗的手枪威胁下交出自己的商店不能看作是共同犯罪是同样的。”对“犹太人评议会”最坏的责难，是批判他们把犹太人的生命作为自己所有的东西那样处理。而且仅我所知，罗宾逊的前面没有一个人敢做这种事。……已叙说了第二个论点。这种“‘评议会’的成员接受任命的人，大致上谁都是从责任感出发去干的”，因此，绝对不是被手枪威胁下的行为。罗宾逊的这个第二个论点成了‘犹太人既得利益集团’论述家们的共同财产了。阿伦特自己对加入“犹太人评议会”的莱奥·贝克这样的人物的“责任感”决不怀疑。她怀疑的是这种感情对于犹太民族来说，是否会伴随什么最善的出色的判断的问题。
    《平凡的邪恶》
    集体的责任中，代理责任（Vicarious responsibility）是一种特殊的事例。可是，替代他人负担罪责（Vicarious guilt）是不能成立的。（约尔·弗茵堡《集体的责任》）如果是每个人有罪的话，那么谁都成了无罪了。罪和所谓的责任不一样，往常是被甄别、选拔的。
    《平凡的邪恶》
    我对我没实行的事看作是具有责任的。我有责任的理由是，因为我无论用什么样的自发行为（方法）都不能消除我必须是作为一个成员从属于某个集体（集体合体）这一事实。
    《平凡的邪恶》
    如果我只是赞成现在的我所追求的，以此来替换参与的事情，或者如果假设什么时候会把成功的抵抗作为唯一的机会去实行的话，我已经不能和自己共存了。我的人生，对于我来说，已是不值得生存下去的了。从而，我必须实施不正当、与实施这样的不正当者（指我自己）一起生存。与这相比，倒不如我希望现在蒙受不正当，进一步在被强制参与了的事例中付出被处以死刑的代价。
    《平凡的邪恶》
    ……请让我从"对犹太人的爱"或者从Ahabath Israd开始。你说得完全正确，我不为这种爱动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我至今的人生中，一次也没有爱过某一集团或某一个民族——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工人阶级等这类集团，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的，而且相信的唯一的爱，是对个人的爱。第二，这个"对犹太人的爱"，正因为我自己是犹太人，所以能够观察到某种可疑的东西。……这位领袖主张以色列宗教和国家不可分割，……"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我不相信神，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相信的是犹太民族！"因为这一句话太叫我意外了，……但是我不是能这么回答吗？即"这个民族相信伟大纯洁的神，而且，信仰的方法，对神的信赖和爱超过了对神的畏惧。今天这个民族只相信自己。从这出发，还能产生怎么样的善呢？"总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爱"犹太人，不"相信"犹太人。（阿伦特给肖莱姆的回信 纽约 1963年7月24日）
    《平凡的邪恶》
    汉娜·阿伦特通过这种作业来理解艾希曼一步一步地向搞清楚“他是如何变得这样的呢？”问题的答案逼近。这么做对于阿伦特自己来说，一个明显使她不满意的艾希曼的形象浮现出来了。这就是一个没有思想、连自己到底在干什么都不知道的男子的形象，她判断艾希曼是个平庸的人物。暴露出来的平庸的自我和她期待一个恶魔般形象截然相反。而对于认为如果不是恶魔的话，那就不会杀害犹太人的人们来说可是说是一种侮辱。……汉娜·阿伦特是根据人类的水准、一种高水准来衡量、评价（纳粹分子）的。这种把纳粹现象的整体看作人类的一半水准以下的东西的主张，对于犹太人来说，对于德国人来说，不，对于犹太人、德国人以外的人们来说，他们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卡尔·雅斯贝尔斯）
    《平凡的邪恶》
    关于这些（一般舆论反对阿伦特），假如是我，应该说会承认这个现实。因为这是世界的现实。但是，如果作为精神的东西考虑的话，基本的问题是独立人的精神如何在社会中显示自己的姿态？而且，被组织起来的所谓的精神，……无论是收集2000个人的签名，还是18个人的签名或5个人的签名都已经不是精神了。……集团的东西削减了个人的独立性。在公共的场合，取消了叙述自己语言的、个人的仅是自己的一个人的责任及勇气，这么说是因为在集团中的个人会感到更加安全。集团中的个人这种个人，如果按我的判断来说，是违反精神的公共性的意义的人。只要是这样，我完全否定在这论争中具有集团性质的个人。（卡尔·雅斯贝尔斯）
    《平凡的邪恶》
    卢梭认真地而且按字面望文生义地接受意志这个词一般隐含的内涵，所以他把国民看作犹如一个人那样的由一个意志来控制的一个肉体。……从而，卢梭认为“意志被未来所约束是愚蠢的事情”。结果他也预见到革命政府的宿命的不安定性和缺乏信赖的特征；……它（国家理性）左右全体国民的命运，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而，对于法国革命的人们来说，卢梭的理论是具有魅力的，因为他把多数人替换成一个人，这是发现了一个明了的非常直截了当的手段。……为了制造出持有这样多的头脑的一个人，卢梭依赖一种最单纯的假设，他假设有两者具有对立相争的利害，这两者在面临同样是对立关系的第三者时，互相抱成一团，结成了同盟，他从这一般的经验中去找线索。从政治来看的话，他先假设国民有一个共同敌人的存在，把这作为前提，他要通过依赖这个敌人来统一盟友的力量。只有敌人存在的场合，法兰西人及其所有的国民的理想，能够成为一个不可分裂的国家那种情况是可能实现的。从而，他只能在民族的统一，只能在国际关系中至少具有的潜在的敌对关系中，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结论，在19世纪、20世纪的国家政策中是一种暗中默认的惯用手段。……但是，卢梭自身又朝前进了一步。他在国内政治上也采用统一原理，企望在国民内部发现什么。……他的答案是这种敌人……存在于市民的特殊意志、特殊利害之中。……卢梭引用阿尔贾松侯爵的说法，即“两个特殊利害的一致，是以反对第三种利害形成的”。阿尔贾松认为……如果不同的利害没有的话，共同的利害将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所以也几乎不能感觉出来。……
    《平凡的邪恶》
    他们（法国革命的人们）所知道的知识那支撑自己的行为原理，结果，连从这些原理最终派生出来的故事的意义也不知道。同情与善也许是有相关的两种现象，但却不是同一种东西。
    《平凡的邪恶》
    同情消除了占据政治问题、人类事物所有领域的人与人之间的现世的空间和距离，所以，从政治观点来说，这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具有任何重要性。
    《平凡的邪恶》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这对于政治和社会科学意义重大。关于无人化统治，即官僚制度下国家的真实形态，人们尽可以展开漫长而收效颇丰的讨论。只是人们必须清楚明白一点，只有当这些元素构成犯罪事实的条件时，才会影响到法律裁决—— 就像在对待盗窃案件时，必须考虑窃贼的经济条件，同时又不因此为罪犯开脱或对其处以极刑。的确，借助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尤其是现代官僚制，我们已经普遍习惯把罪犯为其行为应付的责任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至于这些貌似对人类行为所作的更加深刻的阐释究竟是否合法合理，仍旧充满争议。然而有一点却不容争辩：这些阐释不可能为任何法庭审判提供依据，若以此作出裁决，那么也是一套极其过时的，甚至可以说陈旧的做法。希特勒说过，有一天，在德国做法官会被视为“耻辱”；他所说的那一天，具体就是官僚制度终得圆满实现的那一天。
    《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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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娜·鄂兰经典句子/名句/语录
    汉娜·鄂兰
    国籍： 德国
    汉娜·鄂兰简介：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出生于德裔犹太家庭。1924年，她入读马尔堡大学，师从马丁·海德格尔，后在弗赖堡聆听埃德蒙德·胡塞尔的课程。1926年，她转至海德堡，在卡尔·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奥古斯丁中的爱之概念》（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1929）。1933年，因纳粹上台而流亡海外，先后在布拉格、日内瓦和巴黎为犹太难民组织工作。1941年，她移居美国，活跃于纽约知识界，并在多所大学任教，长期担任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政治哲学教授。阿伦特以三部代表作奠定学术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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