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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关于"女人"的句子：本页收录的女人的句子/关于女人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女人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一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另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就算受害者直白地说“不”，性侵犯者也不会听的。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告诉他们男人不必在乎女人的感受。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一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目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e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建立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男人无法与女人共情，因为男性气质的束缚使他们无法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男人在与女人相处时的道德立场也因为缺乏共情而降低了。”这种对所有女性化事物的共情缺失无疑也反噬了男性，因为男性气质的标准不允许男性表现出任何可能“像女人”的情感、身体或语言特征。于是他们总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叫作“异性恋本位的男性化行为”的僵化盒子里，害怕自己因被认为女性化而陷入男性特权被剥夺的危险境地。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监督别人的语法正误时，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厌女者的行为基本无异一—厌女者会因为一个女人使用了句尾升调或气泡音，就对她的话不予理会。二者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评判一个人的语言。指出别人语法问题的人通常只是在借此回避话语中的实际信息，敏锐的听者是能分辨这一点的。“纠正别人的语言是一种自命清高的行为，而自命清高就代表着偏见。”卡梅伦说，“恕我直言，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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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社会设立的男性气质的既定标准是非常极端且不恰当的：人们要求男人要强壮有力量，只能是异性恋，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女性气质划清界限。为了展现男性气质、保护自己的男人身份，男人很快就学会了一条生存法则：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用自己的观点压制女人的观点，必须无视女人的痛苦。正如贝丝·A。奎因在2002年所写的那样：“男人无法与女人共情，因为男性气质的束缚使他们无法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男人在与女人相处时的道德立场也因为缺乏共情而降低了。”这种对所有女性化事物的共情缺失无疑也反噬了男性，因为男性气质的标准不允许男性表现出任何可能“像女人”的情感、身体或语言特征。于是他们总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叫作“异性恋本位的男性化行为的僵化盒子里，害怕自己因被认为女性化而陷入男性特权被剥夺的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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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即性对象”是父权制最古老的修辞手法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数千年来的一种看法，即女性的个人欲望和性自由意志在本质上是坏的。即使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我们语言中针对女性的俚语，也会发现女性的性欲是可耻的，无论一个女人如何处理她的欲望。我们的文化只给女人的欲望两种归宿：若性生活丰富，就让她获得妓女的骂名；若她选择禁欲，就给她贴上假正经的标签。20世纪70年代末，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者朱莉娅·P。斯坦莉（Julia P。Stanley）在收集和分析了一系列针对女性性欲的流行俚语后，发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妓女——圣母”二分法的语言证据。她总共记录了220个俚语，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隐喻都是完全负面的，也都无一例外地落在了这枚意识形态硬币的其中一边：“献身”的女人被归类为荡妇，而那些矜持的女人则被咒骂为冰雪公主。与此同时，斯坦莉所收集的有关男性的大多数性隐喻——总共22个，正好是女性那组的十分之一——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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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年轻人练习说话时不用任何填充短语，以便使他们听起来更加“权威”。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或者说，偏见——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者所持的性别歧视态度。“女性主义的任务当然是挑战性别歧视，”卡梅伦继续说，“要致力于反对偏见，而不是对偏见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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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个人很喜欢说脏话，并认为这是我之所以是“我”的一部分，尽管我很喜欢刻薄地跟别人说“fuck you”、“suck my dick”（肉你丫的），但我不禁注意到，我们词典中大多数最有力的脏话都不是为了我这个女性说话者而发明的。像“fuck you'”“suck my dick”这样的短语属于英语中数量最多的一类脏话——与性相关的脏话——的一部分，显而易见，这类脏话只能代表一个性别的视角。我们语言中许多情绪强烈的短语——比如“pussy”和“motherfucker”——都是从顺性别男性的视角描绘了一幅女人、男人和性的画面。这类词把性行为描绘成向内插入式的，把阴茎描绘成暴力而强壮的，把阴道描绘成软弱而被动的。“pussy”这个词并不能体现女性阴部的复杂性，也并没有描绘出对那些真正有阴部的人来说最重要的部分（阴蒂、G点），而是把女性阴部描绘成一个模糊的、像小猫一样软弱、被动等着阴茎捅进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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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这是为什么？用气泡音有什么好处吗？（当然，除了惹恼长胡子老家伙这个好处以外。）事实证明，气泡音的确有不少用处。首先，汤浅郁子指出，由于气泡音的频率非常低，所以这可能是女性与男性竞争的一种方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权威。她在研究中写道：“低哑的嗓音可能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女性提供了一种塑造成功形象的方式，同时还可以保持女性的吸引力。”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做演讲时，为了传达这种悠然自得的权威，会不自觉地用气泡音说话。当我问我的领导我在会议上有没有表现得缺乏安全感时，她说：“你听上去总是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哦对了，她也是个20多岁的女人。但是另一方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家马克·利伯曼（Mark Liberman）在2012年告诉《纽约时报》，气泡音也可以用来表示对某个话题不感兴趣——我十几岁的时候的确喜欢这么做。他说：“这是一种声带比较松弛时发生的振动…所以可能有些人会在放松甚至无聊时使用它。”就像是在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告诉别人你觉得他们非常无聊。总而言之，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女性开始用越来越低的音高说话，更多地传达出主导性或者表示无聊，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年男人历来不喜欢女人做的事情。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鲍勃·加菲尔德和他的同行们如此毫不留情地抨击气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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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儿十年里，科茨和她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许多不同的全女性群体和全男性群体的语言风格，也就是“性别语言”（genderlect）。他们研究了不同的年龄、种族文化、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虽然这些因素千差万别，更不用提这些会话的语境有多少差异（从早午餐桌到会议室，会话当然不总是一样的），但有一个观察结果是不变的：男人的语言风格可以总结为有“竞争性”，而女人之间的交谈具有“合作性”。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分析几百份全男性会话的记录，你通常会发现有一个主导者掌控着整个会话，而另一个从属者在等着轮到自己回应，这种会话具有垂直的等级结构。但全女性会话往往更平面化，也更有可塑性，谈话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男人倾向于将会话视为建立等级和表达个人成就的竞技场，而女人的目标一般是支持其他说话者并增进团结。因此，女人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对方说的话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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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误以为使用“just”“I mean'”“I feel like'”之类的短语是女人犹疑不决的标志，但其实她们只是为了缓和语气。而且有研究显示，填充短语的使用有助于在会话中建立信任和产生共情。科茨解释说，类似的填充短语“被用来维护所有参与者的面子、讨论敏感话题，并鼓励其他人参与进来”。使用模糊限制语的表达更委婉、更包容，让听者感觉更好，并为彼此留下插话或者分享不同看法的空间。“语言表达并不总是必须用最精练简洁的方式亮出观点或传达信息。语言表达往往也是为了建立联系，是为了让你自己被人理解，同时试着理解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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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想法”对立的刻板印象助长了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女人彼此交谈就是在“闲聊八卦”（gossip），是无意义、琐碎的；男人的交谈则是“谈笑风生”（banter），更睿智、更成熟，而且他们从不会堕落到讨论不在房间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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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最成问题的文化信念之一是相信观看、参与和谈论体育比赛比喜欢美容和时尚更有价值、更高级。我曾经在一家美容杂志工作，那里的大部分员工都是女性，但有几位高层管理者是男性。你很难不注意到这些家伙为了彰显自己的男子气概有多么努力：他们在公司内部做演讲时总是不厌其烦地用体育运动打比方，然后立即表示这种比喻恐怕超出了我们这些愚蠢女人的理解范围。客观地说，讨论谁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并不比讨论谁在纽约时装周呈现了最漂亮的时装秀更复杂、更重要。只不过前者更以男性为中心就被认为更重要罢了。好了我耳朵已经冒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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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家说，女性之间的这种相互坦白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即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相互承认‘不友好的态度’…和禁忌的感情…能够强化团结。”忌的感情…能够强化团结。”科茨解释道，并把这类交流命名为“后台谈话”。“在女人们的后台谈话中，我们发现她们放松了，放下了她们通常在前台保持的传统的‘友善’姿态。像这样的后台‘行为不端’一也就是展现我们不那么友好、不那么礼貌和合群的情感一是可以被朋友接受的，甚至是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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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也把男人比作动物，比如一个男人很邋遢，或者将女性当作“性猎物”，他会被叫作“pg”。但女性用这些词都是对行为的比喻，并不是判断被比喻者多大程度上会为了取悦他人而“委身相许”。相比之下，当男人用动物来比喻女人时，其象征意义往往是这样的：女人注定应该被捕猎（像鸟一样），被驯服（像小猫或奶牛一样），或者让人感到畏惧（像美洲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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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讲英语的人想侮辱一个女人时，他们会把她比作以下事物之一：食物（如“tart”），动物（如“bitch”），或者性工作者（如“slut”）。这些正是劳蕾尔·A。萨顿在20世纪9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中注意到的主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用语言系统性地将女性贬低为可食用的东西、非人类的生物和性客体，这一切并非巧合。相反，这样做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期待、希望和恐惧的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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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nt”的词义转贬过程与人类历史进程紧密相关。一万年前，当智人过着游牧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辗转流浪时，男人和女人都有多个性伴侣，女性性行为被认为是完全正常和美好的。但当人类停止了迁徙，独立而性生活自由的女人才开始为男人所不齿，因为一旦拥有土地变得令人向往，人们就希望能够把土地传给自己的孩子，而男人为了明确知道谁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就必须让女人只忠诚于一个性伴侣。于是为了建立一种传承体系，社会变成了父权社会，任何女神式的性自由观念也就不复存在。伴随着女性性自由的终结，人们普遍开始对女性的性行为感到厌恶，把像“cunt”这样的词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一可能直到父权制消亡情况才会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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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slut”曾经也是无辜的。这个词现在如此有争议，你永远不会猜到它其实源自中世纪英语中一个无伤大雅的词“slutte”，意思是“不修边幅的”女人。后来这个词有时候也用在男人身上一1386年，乔叟给笔下一个邋遢的男性角色贴上了“sluttish”（邋里邋遢）的标签。可是没过多久，它就扩展到指代不道德的、放荡淫乱的女人或妓女，然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该定义因“slùt”在色情作品中的大量使用而得到强化。它还有一个男性对应词：“manslut”（男荡妇）。更匪夷所思，是吧？另外，如果“slut”无须前缀就默认是骂女性的词，那么“manslut'”当然意味着只有女性滥交才是可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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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于这些感到不适的女性来说，把自己描述成“bitch”和“ho”其实可以是用来拒绝旧的女性标准的方式。萨顿这样分析道：“也许当我们用‘ho’称呼彼此时，我们是在认可一个事实，即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有性生活，我们都自己挣钱，不依靠别人。而当我们称呼对方为‘bitch'时，我们是在直面这个男人世界的现实，并肯定我们在其中生存下来的能力。只有抵抗，我们才能重新定义。”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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