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所收录关于"恋爱"的句子:本页收录的恋爱的句子/关于恋爱的句子根据受欢迎度及发布时间排序,这些描写恋爱的句子/好句/经典语句可以用来参考写作或设置QQ个性签名等用途。
    还记得三十岁那年的夏天,我站在钟路Bandia&Luni's书店的韩国小说区。还记得那天我站了很久都没动,心里想着:我不行吗?写作、出书的人生离我很远,而且越来越远。两年来,我的小说多次投稿,别说入选,甚至都没有被评审意见提及。那年春天好不容易写出了《祥子的微笑》,也在某次征稿的预审阶段落选。我不是很宽裕的人。没有靠得住的职场,每个月还有无可争辩的债务,经济上总是紧巴巴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这件没有希望的事很难。我很想写作,出书,成为作家,却又觉得到了应该放弃的时候。一个人这样想着,我放声大哭,就好像终于决定放下爱了很久的人。偶尔松懈或懒惰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当初哭泣时的心情。这辈子我真正想做的事仅此而已。我不知道这是妄想,还是幻想。我只是想成为一个写作的人。登上文坛之后,我怀着和暗恋已久的人谈恋爱的心情写作。每当完成一句话、一个段落、一部作品,这本身就能让我感到幸福。那些坐在书桌前几个小时,仅仅写出几行字的萎靡不振的时光,使我成为现在活着的我。有些问题只有埋头写作的时候才能治愈。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我对自己过于残忍。因为我是我而讨厌自己,对待自己太过分,为此我想对那时候的自己说声对不起。我想请她吃美食,帮她揉揉肩,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想带她去温暖明亮的地方,倾听她的故事。我想跟她说声谢谢,明明那么胆小,还是鼓起勇气,陪我走到这里。
    崔恩荣 《对我无害之人》
    距离远了,心就远了;无论喜欢还是讨厌,总要经常接触才会动情。当时我罗列出自己付出的努力化为泡影的全部可能,好想也在努力向这些可能敞开心扉。有的恋爱像友情,有的友情像恋爱。想到祥子,我就害怕她不再喜欢我了。那时的祥子肯定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已经成为比她意志更坚定、更强大的人。看到心灵一角粉碎的人,我莫名地产生了怪异的优越感。梦,只是斑斓的外衣,掩盖了虚荣心、功名心、人情欲望和复仇心等肮脏的心思。我的欲望只会比他们大,绝对不会比他们小,我只是假装对这件事并不渴望。纯洁的梦想只属于那些有足够的才华去享受工作本身的人,光荣也应该属于他们。电影、艺术不存在于普通人的努力之中,只在有天分者的努力中才能露出真面孔。我掩面哭泣,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没有才华的人捕捉梦想外衣的瞬间,那件外衣就开始慢慢侵蚀他们的人生。外公说这话时眼睛红了,彷佛在说“我要哭了,请放我离开”。我放开外公的手。他头也不回,径直向前走去。我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世界感到愤怒。愤怒过后,我的身体和精神都破碎如灰烬。这样的过程反反复复。人们都说十九岁、二十岁、二十一岁是美丽的年华,然而我只记得自己每天都想死。外公即将去世时确定的事实,却又似乎成了对我们三个人有利的毒药。清晨睁开眼睛,我觉得人其实什么也不是,甚至连我们脚踏的坚固土地也像不完整地漂浮在流动地幔上的木板。双脚踏在这样的不确定之上的人,竟然以为自己可以计划未来。
    崔恩荣 《对我无害之人》
    多年来,一直有语言学家试图像识别男同性恋者声音那样辨别女同性恋者声音的特点,但他们没找到多少线索。我说的“没找到多少”其实是“什么都没找到”。1997年,斯坦福大学的音系学家阿诺德·兹维基(Arnold Zwicky)提出,我们能感觉到并不存在某种“女同性恋语言风格”,可能是因为当男同性恋者使用众所周知的“声音”时一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一他们是在发出渴望脱离常规的异性恋男性气质的信号。而女同性恋者通常更认同,而非反抗自己所属的性别群体,所以她们不需要刻意将自己与异性恋女性区分开来。在兹维基看来,女同性恋者首先是女性,其次才是女同性恋者,而男同性恋者则相反。 女同性恋者有如此强大的性别团结意识(废话,女人是最棒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然而,“为什么没有与男同性恋声音相对应的女同性恋声音”首先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把男同性恋者的经验作为标准来衡量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而不是把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视为独立存在的东西。 任何社会群体的语言都是其历史经历的直接产物。男同性考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相似的历史经历,他们的语言特征必然不河能相同。看看这两个群体在煤体中的形象演变获知道了:多么令人震惊,美国电视和电影中从来不曾有过女同性恋者角色。直到最近才出现一些。而她们终于登上银幕时,角色形象却并不是正面的。最早的女同性恋情节出现在1961年的电影《双妹怨》(The Children'sHour)中,该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寄宿女校学生恶意诽谤她的两个女校长在谈恋爱,最终毁掉了二人的个人和职业声誉。这部电影并没有特别评论女同性恋者的言语特点,但它确实把女同性恋者的生活描绘得阴暗、孤独,并且会摧毁事业。 那么,一个更好的问题——也是兹维基似乎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
    既然我已经生活在幸福这种难得的状态里,对它做点笔记肯定也很重要。它开始于我写作之时,在我赢得大奖时变得光彩夺目,后来我又开始恋爱,这种幸福得到了确认,而且迄今尚未露出改变的迹象。 生命力的一个表征是:早晨睁开眼睛,立刻全然清醒。我曾经珍惜的长时间的无意识状态,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即便在星期天,我也只睡八个小时,除了极少数我真的疲累的日子。 生命力的另一个表征是:不太在乎自己住在哪里。有的单身女人可以在自己的房间、家具和装饰品里扎根,因此,要是周围的东西不能按照正确的秩序摆放,她们就无法忍受。我也喜欢房间、物品和布料,我喜欢挑选并整理它们,当我做得不错时(并不常见),我会觉得舒适和满足。但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么重视这些事了。最近,在换房子期间,我和朋友们到处露营,有一次还去了一个我完全不喜欢的地方。我原以为自己会感到不安和不满,但我发现,只要有一张桌子可以写字,一个炉子可以做饭,再加上一张床,我就能感到自在。 生命力的又一个表征是:人们会说“她发生了什么事儿?看起来状态这么好”或者“她看上去很年轻”,我自身在身体上的良好状态别人是看得出来的。“她可能有二十五岁吧”,一位七十多岁的女人这么说,考虑到那个年龄的人观察一切时的岁月压缩效应,三十五岁应该比二十五岁更能准确地描述我的状态,不过,这个评论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我的身体在回春。如果确实如此,那它对应的应该是这些年来一些指向内在的变化。我在二十三岁时就开始意识到,衰老是一件悲哀的事。我和保罗在一起的每一年,都被带向一个比我以前所知更好的地方,各种可能性不断涌现,仿佛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而当我接受了他的消失之后,日子就慢慢走下坡路了。常识禁止我在二十多岁时就认为自己老了,但我真的觉得自己老了,而且一旦过了三十岁生日,我就开始把这种感觉视为合理的。我三十多岁时,大部分时光都被笼罩着一层阴影,正是因为我注意...
    戴安娜·阿西尔 《长书当诉》
    女人其实也能不谈爱,仅仅因性就可以燃烧。在我四十四岁遇见巴里·雷科德之前,还发生过很多艳遇,有的很短暂,有的维持得稍长,总是很友善(有两次相当友善),几乎都很令人兴致勃勃(除了两次微不足道的邂逅),没有一次走到足以伤害我的程度。在那样的年代,如果一个男人想娶我,实际上还真有三个人这样说过,我的感觉就像是格劳乔·马克斯2对着想拉他入会的俱乐部的感受:不屑。我曾试图相信婚姻是理性的,但实际却不是这么回事。这些无伤大雅的艳遇有些涉及别人的老公,但我从未心生愧疚,因为我从来没想过破坏别人的婚姻。如果我们的关系会被哪个老婆发现(实际上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那也一定是因为她老公不小心,绝不会因为我。 忠诚不是我的美德。 期望不对等的忠诚,这种观念全无实际意义,无非是想取悦世袭体系里的老大罢了。夫妻关系里,我觉得善意和体贴才是最重要的,而性的不忠未必会导致这种关系终结。 人应该说话算数,这我同意,但如果在性事上也天天盘旋纠结想诚问题就有些无聊了。有些东西,比如性的不忠,如果不被发现,确实不会造成什么伤害;还有些人,就算知道了也能接受。到底人们会采取什么态度回应,完全取决于不同个体及其所处的具体环境。我曾经自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怎么办,如果有人逼我做如下极端选择,是宁愿家庭的名誉被不忠的妻子玷污,还是将她杀死以捍卫清白?我的态度将更倾向于法国人的想法,不论性的不忠多么不值得推崇,只要处理得当,就完全可以接受。法国万岁! 对这样的态度,我和巴里从那时到现在一直都有共识。我和他在一起以后,才最终褪尽了心碎的伤痕(方法是将这些伤痕“写出来”,我随后会解释),终于驻留在异常快乐亲密的友谊之中。这样美好的关系持续了八年,后来不是由于情感的复杂性,只是因为时间因素而发生了变化。相关观点可以参考三岛由纪夫的恋爱观以及「道德浪女」一书。
    戴安娜·阿西尔 《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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