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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风格的阐释却是在挖掘,而旦挖掘,就是在破坏;它在文本“后面”挖掘,以发现作为真实文本的潜文本。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现代学说,即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实际上不外乎是精心谋划的阐释学体系,是侵犯性的、不度敬的阐释理论。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所有能被观察到的现象都被当作表面内容而括入括号。这些表面内容必须被深究,必须被推到一边,以求发现表面之下的真正的意义一潜在的意义。对马克思来说诸如革命和战争这样的社事件,对弗洛伊德来说个人生活中的事件(如神经官能症症状和失言)以及文本(如梦或者艺术作品)一所有这些,都被当作阐释的契机。根据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看法,这些事件只不过看起来可以理解罢了。实际上,若不对它们进行阐释,它们就没有意义。去理解就是去阐释。去阐释就是去对现象进行重新陈述,实际上是去为其找到对等物。 因而,阐释不是(如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一种绝对的价值,不是内在于潜能这个没有时间概念的领域的一种心理表意行为。阐释本身必须在人类意识的一种历史观中来加以评估。在某些文化语境中,阐释是一种解放的行为。它是改写和重估死去的过去的种手段,是从死去的过去逃脱的一种手段。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它是反动的、荒谬的、懦怯的和僵化的。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
    死者和垂死者所在的地方愈是偏远和有异国情调,我们就愈有可能从正面把他们看个够。因此,后殖民地非洲—除了其性感音乐外一主要是作为一张张睁着大眼睛的受害者的令人难忘的照片存在于富裕世界普罗大众的意识中,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比夫拉土地上的饥民,到一九九四年近一百万名卢旺达图西族惨遭灭族屠杀的生还者,以及数年后塞拉利昂叛军革命统一阵线实施大规模恐怖计划期间惨遭砍断四肢的儿童和成人。(最近,则是贫困村子里一整家一整家艾滋病垂死者的照片。)这些景象含有双重信息。它们展示一种令人愤慨的、不公平的,因而必须补救的痛苦。它们证实那地方竟然发生那种事。这些无所不在的照片,还有照片中的恐怖,只会加强这样的看法,也即在世界那些黑暗而落后(也即穷苦)的地区,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也曾有过可资比较的残暴和不幸。还只是在六十年前,欧洲发生的残暴,其幅度和骇人听闻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可能见到的任何来自世界贫困地区的画面。但恐怖似乎已退出欧洲,退出的时间已长得足以使目前平和的事态显得理所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年后,欧洲土地上竟还有死亡集中营和、场固城战以及数以干计的平民被屠杀、被扔进万人坑,这使得波斯尼亚战争和塞族在科索沃发动的屠杀,引起一种特别的、时空错置的兴趣。但是,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洲东南部的战争罪行,可有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声称巴尔干半岛毕竟从来不是欧洲真正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在已发表照片中所见的严重受伤的尸体,都来自亚洲或非洲。这种新闻习惯承接了几百年来把带有异国情调(也即殖民化)的人类拿来展览的传统: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在伦敦、巴黎和欧洲其他首都举办的人种学展览中,非洲人和偏远的亚 洲国家的异国人被当成动物观赏。在《暴风雨》中,特林鸩罗遇见凯列班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可把凯列班弄去英国展览:“在那里,没有一个度假的傻瓜会给个子儿…虽然他们不愿意拿出一毛钱来摆脱一个跛脚的乞...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
    这位英国诗人特别指出“每日”的事件和“每时每刻”传播的“不寻常事故”的新闻导致心灵的钝化。(在一八〇〇年!)至于到底是哪种事件和事故,则慎重地留给读者去想象。约六十年后,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和文化诊断师——法国人,也因此有夸张的特权,就像英国人往往轻描淡写——提供了同一指控的更激烈版本。这是波德莱尔[3]写于十九世纪六〇年代初的日记:浏览任何报纸,不管是哪天、哪月或哪年,根本不可能不在每一行里看到人类反常的可怕踪迹……每一份报纸,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除了一系列恐怖,什幺也没有。战争、犯罪、盗窃、纵欲、酷刑,王子、国家和个人的邪恶行为,全都是世界性的暴行的狂欢。文明人每天正是以这种可憎的开胃菜来帮助消化他的早餐。波德莱尔写这段文字时,报纸尚未开始刊登照片。但这并不表示他对拿一份早报坐下来边吃早餐边摄入一大堆世界恐怖消息的中产阶级所作的谴责性描写,与剖析我们每天怎样通过电视和早报摄入一大堆令我们感觉麻木的恐怖新闻的当代批评有什幺分别。推陈出新的科技提供没完没了的饲料: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去看,就有多少灾难和暴行的影像。自《论摄影》一书出版以来,很多批评家都已指出,战争的剧痛——拜电视所赐——已变成每晚的陈腐内容。我们被那类曾经带来震撼和引起义愤的影像所淹没,渐渐失去了反应的能力。同情已扩展至极限,正日趋僵化。又是熟悉的诊断。但到底我们希望见到怎样的局面呢?把杀戮的影像削减至譬如说每周一次吗?或更笼统些,大家努力去达到我在《论摄影》中所称的“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幺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幺“守护委员会”出面来实施恐怖配额,使震撼的能力保持新鲜。更何况,恐怖本身也不会减缓。〇《论摄影》提出的观点——也即我们以感受的新鲜性和道德的关切性来对我们的经验做出反应的能力,正被粗俗和惊骇的影像的无情扩散所销蚀——也许可称为对这类影像的扩散做出的保守批评。我把这论点称为保守,因为那腐...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
    死者和垂死者所在的地方愈是偏远和有异国情调,我们就愈有可能从正面把他们看个够。因此,后殖民地非洲一除了其性感音乐外一一主要是作为一张张睁着大眼睛的受害者的令人难忘的照片存在于富裕世界普罗大众的意识中,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比夫拉土地上的饥民,到一九九四年近一百万名卢旺达图西族惨遭灭族屠杀的生还者,以及数年后塞拉利昂叛军革命统一阵线实施大规模恐怖计划期间惨遭砍断四肢的几童和成人。(最近,则是贫困村子里一整家一整家艾滋病垂死者的照片。)这些景象含有双重信息。它们展示一种令人愤的不公平的,因而必须补救的痛苦。它们证实那地方竟然发生那种事。这些无所不在的照片,还有照片中的恐布,只会加强这样的看法,也即在世界那些黑暗而落后(也即穷苦)的地区,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也曾有过可资比较的残暴和不幸。还只是在六十年前,欧洲发生的残暴,其幅度和骇人听闻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可能见到的任何来自世界贫困地区的画面。但恐怖似乎已退出欧洲,退出的时间已长得足以使目前平和的事态显得理所当然。……一般来说,在已发表照片中所见的严重受伤的尸体,都来自亚洲或非洲。这种新闻习惯承接了几百年来把带有异国情调(也即殖民化)的人类拿来展览的传统:从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在伦教、巴黎和欧洲其他首都举办的人种学展览中,非洲人和偏远的亚洲国家的异国人被当成动物观赏。在《暴风雨》中,特林罗遇见凯列班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可把凯列班弄去英国展览“在那里,没有一个度假的傻瓜会给一个子儿……虽然他们不愿意拿出一毛钱来摆脱一个跛脚的乞丐,却愿意付出十毛钱来观赏一个死印第安人。”展览异国浅黑色皮肤的人遭暴行施身的照片,也是这种想法的延续,却未意识到我们自顾虑重重,不敢展示我们自己的暴力受害者;因为他人(哪怕不是敌人)也仅被视作某个被观看的人,而不是(像我们一样)也观看的人。但是,那些醒目地刊登于《纽约时报》的恳求饶命的受伤的塔利...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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