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我和“得到”App的创始人罗振宇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举的一个例子就非常好。他说有两种关于地震的理论：根据第一个理论，大地被一头大象驮在背上，大象一崴脚，人间就会发生地震。这个理论很离谱吧？但这个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只要挖到地底下，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头大象就行了。这当然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但却符合科学理论的条件。而根据第二个理论，说地震是阴阳失调引起的，而且它有一套非常系统的论述，能讲出很多道理。但是呢，你就是没办法检测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哪怕是正确的，也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我们最需要担心和警惕的那种悲观，隐藏在对现代化和理性化的盲目乐观之中：我们曾经相信理性可以无所不知，科学可以无所不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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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控制方式：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虽然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实际上却处在一种总体性的控制之中，不知不觉地丧失了自由。因为这种不自由太舒适了，人们很难察觉，也就无从反抗，结果深陷在控制之中却无法自拔。虚假的需求不是源自你自然的生活需要，而是被市场营销制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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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历史上所有的先知都呼吁信徒“听从我，追随我”，而尼采却说，你否定了我才是真正理解了我，才是深刻的追随，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所以，如果你相信尼采，那就不该盲从尼采，因为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他的思想，就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包括尼采本人写下的教条，而是去探索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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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积极地去求知和思考，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历程。你可能有很多深刻的满足，但也会有许多不满和痛苦。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你的生活中，痛苦和满足是交织在一起的。但人们往往忘记了，不去积极主动地求知和思考，同样具有巨大风险。没有人能保证你能成为一头快乐的小猪，你也可能陷入最糟糕的境遇：一只痛苦的小猪。所谓“庸人自扰”的故事，不是比比皆是吗？那幺，在这两种都具有风险的选择中，我自己宁愿选择求知和思考的风险，这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免除痛苦的机会更大（谁都没法确保这一点），而是因为这使得我们更接近“充分而完整的人”。求知与思考是内在于人性的愿望和能力。你是更积极主动地发展和提升、还是去压制和忽视这种愿望及能力，当然会给你非常不同的人生历程。选择什幺，在根本上取决于“你是什幺样的人”，以及更重要的，“你想要成为什幺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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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意义的问题之所以困难，不是因为它没有答案，恰恰在于有太多的答案。听过何勇唱的《钟鼓楼》吗？这首歌里有句歌词，“是谁出的题这幺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我想这也是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难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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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们为什幺不结婚呢？如果两个人感情好，结婚又有什幺妨碍呢？萨特有一个说法：如果结婚了，我们会无法分辨究竟是什幺让我们相守在一起——是因为相互的爱恋，还是因为婚姻制度施加的约束。如果没有婚姻的制约，我们仍然是伴侣，那就一定是我们自由的意愿所致，是纯粹出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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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图学习和理解尼采，不是为了找一个天才来崇拜，不是要受到他的惊吓，也不是为了屈从他、做他的信徒。如果这样，就与尼采的根本精神相悖。让我们记着尼采说的，“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 事实上，你不是要像尼采一样思考，而是要和他一起思考：把自己想象为他的对话者，这种对话包含着保留、质疑和批评。这当然是很高的要求、很高的境界。但用尼采的话来说“我们难道连想象一下都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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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思考人生，探索终极价值、终极关怀和意义，这样的问题伴随着我们一生，是一件非常幸运而有趣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难不倒”、也做不完的题目，人生会是多幺乏味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面铭记苏格拉底的教诲，“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另一面也不要陷人“过度省察的人生”（over-examined life）。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的一句话很特彩：“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这位朋友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的周濂老师（他比我年轻很多，我会亲昵地叫他“周濂同学”）。我说这可以算是“金句”，他后来就把这句话变成了他的“微博签名”。是的，我们不必以“过度省察”的方式来应对人生意义间题。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有两点启示。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narrative），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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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的挑战事实上，真正对福山的理论具有挑战力的经验证据来自中国。福山本人相当重视中国40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以及中国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他公开承认，中国模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可能成为检测他理论的一个重要案例。福山认真对待中国的发展经验，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早在2007年，福山在布朗大学演讲，在演讲后的酒会上我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的挑战，他回答说现在下结论还太早。2014年福山发表文章，仍然坚特“历史终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福山承认，民主化的进程可能会出现回潮和逆转，也承认这个进程比他最初预想的更漫长，也更艰难。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观点：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挑战而难以长期维系。在这个意义上，他表示“就长远来说”，自由民主政体具有难以抗拒的优势，仍然会在曲折发展中越来越盛行。但是，福山反复指称的“长远”到底有多远？经济学家凯恩斯有句名言：“就长远来说，我们都会死的。”我也质疑：如果福山设想的历史终点，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显示出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趋势，那他究竟如何回应呢？如果只是说，这没关系，因为“长远以后”这种趋势会出现的。但这种回答的有效性依赖于未来的证据，似乎总是可以通过延迟判断来回避反例，那就不足以满足“可证伪性”的要求。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辩论还有很多，这一节只能讲到这里。你或许知道，福山后来还发表了许多的研究论着。2020年，在武汉的方舱医院，有位小伙子躺在病床上阅读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被记者拍了下来，发布到社交网络上。后来，福山本人看到了这张照片，给小伙子寄送了一本签名版。福山仍然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因为就检验他的理论而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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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类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而发展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稍微展开讲解，它有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作为推论的起点，任何现代化发展都必然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所以，科学技术的模式必定会普遍化，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和共同平台。这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也都同意。第二步，从科技推论经济。福山认为，科学技术的成果要实现效益最优化，就会引导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市场经济是效益最优化的经济制度。虽然这两者之间的逻辑递进关联并不是决定论式的，但仍然相当紧密。第三步，从市场经济推出自由民主政治。这个推论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一些中间环节。虽然，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关联，但它们不是直接简单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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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宣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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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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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真相”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没有在何人能确定是否存在这个所谓的“客观真相”。如果说有谁能看到这个绝对的客观真相，那只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但别忘了，上帝已经“死了”。不管怎样人类不可能确定存在一个绝对真相。人能得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这是什幺意思呢？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间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才让它变成了“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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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导论部分提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谁。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平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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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到处都是神灵的世界对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意味着什幺呢？意义非常重大。它意味着人和世界之间是可以建立起某种联系的，甚至是可以沟通和互动的。浸天神灵，就意味着到处是人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渔船出海祭奠一下妈祖：打仗出征，到神庙去占卜一下；生不出孩子，去求送子观音。虽然未必有用，但至少有路可走，心里是安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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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认为：“相反，真理一直是思考的开端，思考一直是没有结果的。这是‘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科学是有结果的，而哲学从来没有。思考是在体验了真理之后开始的…真理不存在于思考中，用康德的话来说，真理是使思考成为可能的条件。它既是思考的开端，又是先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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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哈耶克既不是异端，也不是先知。他的思想有深刻的洞见，但不应该被当作是教条。记得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著名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曾经说过，哈耶克自己也是一个计划主义者，他是“那种想阻止-切计划的计划主义者”。但这也是对哈耶克做了教条主义的解释。实际上，哈耶克自己并不是反对一切具有计划取向的实践活动，否则他对中央银行和高等法院的设想就完全不可思议了。他当然明白，人的实践活动中总是存在着有意图的计划，这是因为人类意识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性，能够对未来做出设想，以此来引导实践。如果说要强行否定和消除人的这种意识特征，那才是最反自然的“人为设计”呢。哈耶克真正要反对的“理性的自负”，是那种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恰恰是因为计划活动是不可消除的，我们才要防范计划像这样被使用。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提醒我们要警惕理性，这不是因为理性不好，而怡恰是理性很好、很管用，所以才要特别警惕对它的夸大和滥用。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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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鸟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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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还有一本两卷本的巨著，在1945年出版，详细分析考察了历史决定论在思想史上的发展，书名叫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信奉历史决定论会在思想上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封闭起来，塑造一个“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与封闭社会相对立的是“开放社会”，就是以开放的态度接受理性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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