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幺重要了呢？事实上 “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但到了文艺复兴，特别是在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上述的“循环历史观”被改变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当下的时代”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敏感。“当下的时代”不再是以往的延续和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是崭新的。因此，时间不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线性展开从过去、到现在，然后通向未来，时间成为一个有方向的矢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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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美观的需要啊。可是“美观”本身也是可以被制造、被操纵的广告就是主要的操纵手段。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去营造一种联想，暗示你使用这个产品就能获得时尚、有品位、令人羡慕的生活，或者就有了健康、阳光、魅力十足的自我形象。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目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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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说，理想的价值并不在于真正实现（ really be attained），而在于提出一个方向或目标，让我们去努力接近这个理想这就是理想或者乌托邦目标的意义，所有的理想都是如此。中国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这个回答可能正确，但没有什幺启发性。第四，当我们用“定义”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时，总是有利有弊的。因为定义往往是试图赋予一个日常用语以确切明晰的内涵，清除其含混与暖昧之处。但这往往不太有效。就像维特根斯坦指出的那样，日常生活中（不是科学专业中）的概念或语词，它的实际含义依赖于人们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而人们的用法有多样性，也有含混之处，无法用“定义”来清除。但是，有时候人们也会说，某人是个“平凡的英雄”。这一表述在字面意思上是相互矛盾的。但说这句话的人，可能试图在一个平凡的生命中去发掘非凡的闪光点，而并不是说平凡就是英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那种“理想主义澎湃的深夜”，然后是第二天的“现实主义觉醒的清晨”。反正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如此。接下来，回到你提到的那幅画，它描述了读书的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没有读书（或读得很少）；第二个层次是读了有限的书；第三个层次是读了许多书。那幺，这幅画对现实状况的刻画是准确的吗？我觉得不太准确。事实上，读书很难清楚地划分这三个层次。每一个阶段的阅读和思考，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希望和光明，也同时会造成困惑和灰暗的感受。至少，生命的体验需要对比有意义。如果从未感受过寒冷，就无法体会“温暖”的意义。痛苦和快乐、光明和黑暗等，也同样如此。如果没有体验过困难，你无法真正享受成就带来的满足。因此，幸福的人生不可能等于单纯的快乐。简单地说，我们需要意识到，幸福是丰富的体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快乐。要点：我们不只有这两个选项，除了“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小猪可能有更好的选项，就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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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年轻时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很大。在黑格尔那里，异化这个词指的是主体在自身的发展中，分裂出了一个反对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劳动异化”的现象。你上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在这份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马克思说エ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什幺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的语言从容不迫，但你听这句话是多幺的振聋发聩！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一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一一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个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马尔库塞相信，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只是越来越富裕，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进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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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オ是人，否定了人类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而是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 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大残暴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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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冷漠、逃避责任。园艺文化看待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浄，整齐划一，清晰优美。鲍曼用了一个隐喻，把犹太人这种难以归类的特征叫作“黏性物质”，自身不是一个明确的类别，只能成为黏附在明确类别上的一个附加物。为什幺就没有出现组织化的反抗呢？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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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的观点是，婚姻的精神是责任，结婚是为了保护财产和家族延续，和爱情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恩格斯也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表示，资产阶级的婚姻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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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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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齐克讲的正义不是“分配的正义”，而是“持有的正义”。诺齐克的正义理论关注财产是怎样获得的，又是如何转移的，这是一种“历史正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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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推理论证了一个正义的社会契约中最关键的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要保障平等的基本自由，第二条原则是，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两个限定条件，一个是“公平的机会平等”，个是要满足差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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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必定强调自由，但强调自由的未必就是自由主义。所以，倡导自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自由主义倡导一种特定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特别重视保障个人权利，视其为优先甚至首要的价值。这就解释了开头的那个问题，为什幺自由主义一直在“死亡”。其实是因为，自由主义有着丰富的内在多样性，多样性造成了它的一个特点：某种自由主义的没落甚至消失，不会牵连自由主义思想整体的命运。所谓规范性理论，就是致力于论证社会政治应该怎样安排才是好的。这些思想家都深受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他们的论述往往非常抽象和深奥，但他们也延续了哲学分析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用日常生活或者思想实验的例子来激发人们的直觉，帮助思考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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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他说，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幺被排斥消灭掉；要幺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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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特别重视所谓“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异化这个词指的是主体在自身的发展中，分裂出了一个反对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擢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什幺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一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等一一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所以，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而是“单面”，或者说“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也不是立体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个体，而是丧失了真正自由的“单面人”。马尔库塞相信，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只是越来越富裕，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进步，因为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深入更广泛地渗透和弥散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的社会，一种平庸而单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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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字：贿赂。这不是说一个人去贿赂另一个人而是说社会去贿赂人民大众。资本主义让你享受舒适的生活，特别是满足你的消费欲望，用这种方式收买了你，换取了你的服从。虚假的需求，我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其实是商品制造出来的。可是“美观”本身也是可以被制造、被操纵的,广告就是主要的操纵手段。现在很多广告都是去营造一种联想,暗示你使用这个产品就能获得时尚、有品位、令人羡慕的生活,或者就有了健康、阳光、魅力十足的自我形象。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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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积极自由的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需要我们提高警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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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自由派”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边界清晰的学派，但他们具有一些“家族相似”特点：他们主要活跃在冷战时期，各自的学术专业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立场。因此，一元论的魅力就在于给出了一个最和谐美好的图景：我们可以用一种特定的价值去统领一切，摆脱多元价值的冲突，这会大大缓解生活的不确定性。某一种价值不并不是其他价值的派生物，不能被还原为其它的价值。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它目的之牺牲。所以，（我们）需要选择，需要为了些终极价值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这就是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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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当然不是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批判的托邦社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几乎无所不包;而在时间上则是由近到远地设计长久的规划,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直到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状态。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的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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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论的标志不是它能够被证明是对的，而是它可以被证明为错的。所以，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测，是否可能被证伪。波普尔认为这才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他把这叫作“可证伪性”。在这个意义上，个科学理论就不会是“彻底正确”的，因为它自身就包含着被证伪的可能。维特根斯特也曾说过，我们之所以采用归纳法是因为它是和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但它并“没有逻辑基础，只有心理学的基础”。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一猜想一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一归纳一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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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世纪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传统的习俗和规则完全可以被颠覆。在纳粹德国就出现了这种新的现象：人们依法作恶。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就是所谓“道德正直”，英文就是“ mora Integrity'，“ Integrity”这个词最初的含义就是“完整一致”，后来用来形容一个人品德高尚。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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