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还有谁比我更了解自己、更懂得自己呢？当然是我本人认为只有自己对自己具有绝对解释权，这种观点叫作“唯我论”，常常和“个人自主性”联系在一起。许多人都相信，所谓个人自主性就是“别管我，别管我，我的地盘我做主。自主性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活。可是，你如何做出选择呢？尼采和萨特都告诉过你了，选择没有什幺标准。你选择，你负责这就是一切，其它没有什幺好说的。可是，没有客观标准的选择可能会错，结果可能会让自己不满甚至痛苦样一来，自由就变成了一个太过沉重的个人负担。于是，有人平庸无聊，有人失落迷茫，也有人孤独无助…这些都不是他人的评判，不是外在的感受而是我们自己能够真切感受的困苦。这样的精神困境在现代社会相当普遍。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种道德理想。泰勒的研究发现，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比如，奥古斯丁就说过，“通向上帝的道路经由我们的内心”。卢梭把这种与自己内心的接触感，表达为我们的“存在之感受”。再到后来，本真性成为伦理世界的重心，是我们作为真正的、完整的人不可缺少的要素。泰勒认为，消极自由只是本真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能把本真性与消极自由画等号。他指出，自由主义的观点存在一个盲区，就是把本真性强调的“忠实于自己”等同于“唯我论”的主张。只要依据自己的内心，就足以创造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外部世界要幺是多余的，要幺是“自我实现”的障或敌人。但这恰恰是唯我论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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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一下这两点批判：第一自由主义的理论是虚假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无所牵绊的原子化个人；第二，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造成了自我中心，相互分裂的冷漠社会。如果你相信自由主义的理论虚构了不存在的个人，那你就无法谈论虚构之人的任何实践后果。或者，如果你同意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那你就必须首先承认它的个人理论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换句话说，你不能既批评这种原子化个人是虚构的，同时又批评这种虚构的个人实际上造成了有害的影响。沃尔泽锐利的目光，穿透了这两种批评之间的逻辑裂痕，指出这两种观点是相互矛盾的，无法同时成立。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理论真实反映了现实，所谓“孤立的自我”确实存在。他们并不是脱离社会的存在，而恰恰是被现在这个社会所塑造的结果。也就是说，个人确实是被社会塑造的，社群主义的这个观点没有错。但它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正是这种新型的社会造就了“孤立的个体”。现代社会的转变，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流动性”，总是在不停地移动和变化。那幺，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群还存在吗？人们还有社群关系吗？当然存在，但主要的类型改变了，沃尔泽把它叫作“自愿型的社群”。它和传统社群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是一种“自駆的联合・你可以把自理解为可以决裂或退出的权利。就像一桩婚姻，如果说它是自愿的，就意味着选择离婚总是可能的。一种自愿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有可以改变的权利和机会。因此，我们很容易获得不同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由于前面所说的四种流动性始终存在，现代社会永远都处于运动之中，沃尔泽把这种特征称作“后社会的状况”（ post-social condition）。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种孤立的、近乎原子化的自我，就并不是自由主义虚构出来的“先于社会的自我”（ pre-social self）观念，而是“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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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徳个人主义的主张是什幺呢？就是相信每个人作为道德主体，都是自由而独立的个体。每个人自主选择自己的目标，为自己选择的结果负责，也仅仅需要承担这种责任，不受任何超出个人选择的道纽带约束。也就是说，个人道徳责任的来源只是自己的自由选择，这和自己所属的群体、习俗、传统和历史等都没有关系。在这里，桑德尔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理论视野，就是“共同体主义”，也常常被译为“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强，“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先有社群，社群造就了个体，而不是先有孤立的个人，然后再由个人组成社群。这对自由主义所依据的个人观念提出了挑战。桑德尔在后期的著作中引用了另一位社群主义哲学家麦金泰尔的一个观点：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如果你要回答“你是谁？需要什幺？以及想做什幺？”诸如此类的问题，那幺答案就在你的故事之中。只有讲通了自己的故事一理解自己成长的过程，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形成了你的目标，后来又发生了什幺变化你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那幺，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幺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组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组带关系中，你オ具有归属感，オ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既然社群和个人具有这幺紧密的“构成性关系，那幺个人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者“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这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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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这个家族辈分最高的成员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他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主张国家最少干预，在政治上提倡宪政自由原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后来到了19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那一代，出现了所谓现代自由主义，他们非常注重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转向强调政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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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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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人能说，A或者B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人仍然信奉宗教，有人一心追逐名利，有人相信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有人执着于奋斗进取和成功，有人相信及时行乐、沉湎于各种感官享受…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有自己的主观理由，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我在导论部分提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韦伯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科学与意义无关，因为对于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本身提供不了任何答案”。这造成了一种“价值真空”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好像无论我们如何选择都可以，要幺是人云亦云的，要幺是任意武断的，但都没有确定无疑的依据。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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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善恶》这本书的序言中，尼采写道：“视角（ perspective）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在他的遗稿“札记”中，尼采还留下了一句著名的断言“没有事实，只有闻释。” 也就是说，尼采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在挑战事实真相的客观性了。他这个观点在哲学界非常有名，被称为“视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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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直观的、最“纯天然”的例子，就是“乡间小路”。一开始野上并没有路，每个通过这里的人，都会走一条自己认为最好的路线。一条线只要有人走过，别人就更有可能沿用这条路线，当然后来的人也可能选择起喜欢的新路线。过路的人多了，田野上就会浮现出一条反复被人采用的路条路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多间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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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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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主体性的“自为”存在，也可能瞬间成一个客体。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举过一个例子。一个男子正在偷窥一位女生（这个女生正被他对象化，变成一个物）但他突然发现背后有人经过，目睹了他的偷窥，顿时羞愧万分。因为，此刻他从注视的主体瞬间沦为一个被注视的客体。萨特说，我们会渴望一种理想，就是同时拥有“人的自由”和“人的对象性"。但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幻想。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把自己摆平”，无法既承认别人的自由、也让别人承认我们的自由。彼此尊重自由是不可能的。而宽容呢？其实对别人宽容就是“把别人强行抛入一个被宽容的位置”，这也是一种对象化，在原则上不容许他们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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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和波伏娃关系的奇特之处在哪里？在于他们决定排除任何其它因素的扰，把彼此喜欢的意愿作为至上的原可是他们为什幺不结婚呢？如果两个人感情好，结婚又有什幺妨碍呢萨特有一个说法：如果结婚了，我们会无法分辨究竟是什幺让我们相守在起是因为相互的爱恋，还是因为婚制度施加的约束。如果没有婚姻的制约，我们仍然是伴侣，那就一定是我们自由的意愿所致，是纯粹出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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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尼采可能是一个多元主义者，但他并不是“相对主义”者。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区别是什幺？简单比喻一下，老师发下来一张卷子，告诉你“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开放的”。这不是说“你无论怎幺回答都是对的”（这是相对主义）而是说“可能存在多种正确答案，但一定有些答案是错的”（这是多元主义）。当然，我们还可以走向另外一个悬崖，就是视角主义的极端性。我在前文提到过，视角主义不同于所谓“庐山真面目”的说法。有的人不是太理解，认为视角主义其实等同于“盲人摸象”的故事。但这不是尼采真正的洞见。盲人摸象是什幺？前提是有一个事物（大象）实实在在客观地存在，它在那里，然后我们去认识它。虽然我们带着自己的视角，有许多片面性，但是我们能够不断去接近对这个事物的全面客观认识。但这不是尼采的看法，因为尼采首先不同意那个前提：大象客观地在那里。也就是说，他反对实在论。实在论的观点坚持认为世界就在那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词的英文 eal”主要被翻译为“现实主义”，但在哲学领城中一般译作实在论”一一听上去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怎幺还会有人反对啊？哈佛大学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缸中的大脑”：想象你的大脑被人从你的身体内取出，放在一个中，其中有能够维持大脑生理功能的液体。大脑上插着电极，把你大脑的神经感知系统接到一些电脑上，电脑给你一些模拟日常生活的感官刺激，那幺你完全会以为自己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有各种活动，而不会知道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缸中的大脑缸中的大脑”质疑了我们的直觉或常识，因为我们总是要通过感官来感知现实。那幺，我们如何能保证自己的感知反映了客观的存在，又如何区分幻觉与实在？我们常常陷入幻觉而不自知，将幻觉误以为真。幻觉可能是梦境所致，或者是“邪恶的魔鬼”对我们施加的魔法，制造了我们的幻觉。因此，与实在论相左的观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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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将世界划分为七个主要“文明圈：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有非洲，它有可能成为第八个文明。每个文明圈像是个同心圆，其中可能会有一个核心国家。比如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中国，西方文明的核心是美国。但有的文明圈还没有核心国家，比如伊斯兰文明和非洲文明都没有。而日本文明呢？就只有日本一个国家。亨廷顿强调，要承认文明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他称之为文明的断层线（ he cultural fault lines）。冲突的危险就藏在断层线之间，文明的差异不可能消除，所以冲突的危险也持久存在。那幺，我们还有可能建立世界秩序吗？亨廷顿那部名著的标题，后半句就是“世界秩序的重建”。他认为，要重建世界秩序，最好的办法是让每个文明圈内部的核心国家来主导“圈内秩序”。然后在文明圈之间，展开平等对话协商、彼此妥协让步，以此控制冲突，防止冲突激化走向战争。也就是说，冲突不可避免，但不能让势态升级。总的来说，亨廷顿是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文明差异不可消除，冲突不可根除，只能管控；世界秩序只能建立在多种文明共存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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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有一个说法：如果结婚了，我们会无法分究竞是什幺让我们相守在一起一因为相互的爱恋，还是因为婚姻制度施加的约东。如果没有婚姻的制约，我们仍然是伴侣那就一定是我们自由的意愿所致，是纯出于爱情。所以，爱情是婚的基础与核心这才是“现代婚姻”的界定性特征。主张爱情应当是婚姻最根本的理由，并提倡年轻人以此自由选择他们的伴侣一这是两百年前才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流行的“激进新观念”。当然，传统婚姻并不排斥、也未必缺乏两情相悦，但那只是幸运的“副产品”。传统的婚姻是一种人际关系、经济财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合作体制。这是一项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功能。从传统的观念来看，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怎幺可以托付给“爱情”———如此捉摸不透、不可理喻、又昙花一现的爱情呢？萨特的思想具有一种“深刻的片面”我们不要因为他的深刻而陷入一种极端的片面；但也不必因为他的片面而忽视了他的深刻洞见。学习而成为自觉，就是这个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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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消息：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坏消息是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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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化会相互接触，所以也会互相影响和改变。在我看来，他们两人分别揭示了文化变迁的一面与文化固化的一面。你倾向谁的理论，就会选择相应的特定视野。比如，对于“9·11”这样的事件，你如果相信福山，会认为这是通向历史终点的一段弯路；但如果认同亨廷顿，就会觉得，这种悲剧才呈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但很可能，世界的真相是在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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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类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而发展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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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日用品本来是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可美国超市给我的体验呢，是我本来不知道我有这种需求，而在看到这些商品之后オ产生了需求。也就是说，我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其实是商品制造出来的。这时，我也就突然领悟了马尔库塞发明的一个术语，“虚假的需求。虚假的需求不是源自你自然的生活需要，而是被市场营销制造出来的。拿手提包举个例子，从功能上说，我们有大概十几种手提包也就够用了，但市场上现在有成千上万种手提包。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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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自由是什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幺、就可以不要什幺，英文是“ 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幺、就可以去做，英文是“ 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得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但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是什幺都不做，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什幺都不做，不可以吗？这就要说到积极自由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你要知道，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有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其实，这个“朋友”是一个隐喻，可以代表任何一种权威，他用积极由的理论，把“强制”变成了“真正的自由”。伯林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概念魔术”。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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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一元论并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或者人只能追求一种价值，它主张的是，表面上有丰富多样的价值，但这些价值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也就是说，虽然价值多种多样，但它们可以用同一个评价尺度来比较排出高低上下。价值虽然有很多，但尺子只有一把。有了这把尺子，就能给价值排序一一低级的价值就应当服从高级价值，我们最终能找到一个最高的价值，所有其它价值都是从最高价值派生出来的。伯林拿出了杀手锏，他提出了一个叫作“多元价值的不可公度性”（又译为“不可通约性”）的概念。这是什幺意思呢？所谓“不可公度”，就是说你找不到一把能够通用地衡量多种不同的价值，把它们排出上下高低的尺子。伯林说，我们追求的许多价值，它们之间是不能换算的，都是彼此独立的价。你不能说、自由是05份的平等正义是15份的仁。一值有它独立的内涵，不能被换算为其它价值。你不能说实现了自由其实就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等，反过来也一样。换言之，某一种价值并不是其它价值的派生物，不能被还原为其它的价值。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它目的之牲……所以，（我们）需要选择，需要为了一些终极价值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这就是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但伯林反对这种主观主义的立场。他的价值多元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价值客观论，他反对价值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伯林强调，价值虽然是多元的，但仍然是观存在的，不是主观想象的随意构造首先，价值虽然多样，但不是无限的。他说，人类信奉的价值可能有几十种或者上百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70亿人就有70亿种不同的价值。其次，伯林坚持认为，人类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通性”。即使双方价值追求不同，甚至可能会因此开战，但你我仍然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对方为什幺会追求这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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