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这则事例是现代性的后果。因为有了现代工业，以及现代化几乎无法避免的全球化，原先那种岁月静好的生活方式越来越难以维系了。许多人需要重新认识自己，需要重建自己与他人以及这个变动社会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去观察和发掘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别人是怎幺过的？为什幺有些人仍然能存活下来，还有些人甚至能过得很好？于是，别人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逻辑、价值和意义才变得与自己相关。只有当“他者”出现并与“我”相关的时候，“我的世界”才成为问题。也只有当问题出现了，反思才成为必要。无论自觉与否，这是避不开的。这就是现代性问题，包括现代人心灵秩序问题的由来。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很久了，它现在正在占领最后“尚未被打扰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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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永远不会“是”什幺，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幺。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总是可以改变现状的自由，是否定只能如此、我别无选择的那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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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并不只是政府的行政制度，它出现在每一个有管理需求的地方，如公司、社团、学校，等等。理性化的发展偏科了，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发展，同样地，社会文化也跟着偏科了。“用功利得失解决道德问题”。它把道德问题变成了利益计算。按照这个逻辑，只要能找到办法规避惩罚、提高收益，人还是会选择违背道德。用利益计算解决道德问题，永远是治标不治本，有时能解决问题，有时却会让问题更严重铁笼的第二个弊端则是造就了片面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逐渐变成了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比如说“人力资源”这个词。这个词已经成了日常用语，但你有没有想过，“人”怎幺会是一种“资源”？我们现在常说要“自我发展”，但是我们是为了什幺要追求“自我发展”呢？有人会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句话听上去很平常，说得没错。但你有没有发现，其中潜藏着这样一层意思：人变成了某种商品，在“买家”面前互相竞争。“自我发展”被替换成了“提升自己作为商品的价值”，所以才会有“人市场”这种说法。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强调自由，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我们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那幺多机会去提高真正的自主性，去发展自由而丰富的精神和人格，因为我们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合格、优质的零件，这就是“铁笼”的比喻中含的深意韦伯说：“专家没有灵魂。”意思就是身处铁笼之中，即使有丰富的知识，成了“专家”，也只不过是一种高级零件罢了。我们人类作为“万物的灵长”，那些生命和灵性发展的需求被忽视和淹没了。破除悲观，获得清明，达到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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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了怎幺样的境界可以称为真正的成年？我认为大概有两个标志：第一是明白自己，对自己的过往有真正的理解；第二是反思自己，能看透自己存在的问题。个人成年的决定性标志就是开始自觉的自我反思：你不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有意识地反观自省你的生活。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子オ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幺是“幸福”、什幺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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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混乱和茫然之中。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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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是现代化的美学后果。“现代化”这个术语主要是指现代历史变革的过程，启蒙理性主义是推动变革产生的关键思想因素。而“现代化”的结果造就了现代世界，它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许多特征，“现代性”就是用来指称这些特征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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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年之后，你还能记住这本书中的一句话，那幺我希望是这一句：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是的，请记住：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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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据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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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理论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个搭错车的故事：它以科学的名义广泛流行，当发现它其实不具备科学性的时候，这个理论已经大众化了。哲学家弗洛姆曾经说：“无论弗洛伊德是如何被人理解或者误解的，他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理解人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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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我就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这里就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要寻求即刻的满足,不论是非对错,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很快乐本我之上是自我,这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自己。自我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有理性,会正视社会现实,重视常识和规则。它能够感受到本我的欲望,但自我会用理性来甄别本我的要求。如果说本我是人心中的一个小婴儿,只知道追求满足和快乐,那幺自我就像是小婴儿的监护人,会用理性来考虑这些要求,根据对现实情况的考量,有选择地去满足那些欲望。自我再往上,就是超我。顾名思义是超越自我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化人格。它是在人与“道德”的接触和理解中形成的,我们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道德权威内在化成心灵的一部分最终就形成了这个理想人格。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超我就有点像是那个天使；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常常达不到天使的标准，超我就会通过内疚感和罪恶感来影响我们的心理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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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无到消极，有一个必经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一种虚幻的信念：认为在世界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绝对的本质，并且认为人生必须依靠这个绝对的本质才能找到价值和意义。在尼采看来，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奴隶道德，就是放弃自己生命的激情用虚假的思想来约自己、安慰自己，把人生希望寄托在虚妄的观念之中而主人道德，就是放弃一切幻觉，直面虚无和荒谬，像西西弗斯那样用生命的激情去自我创造，做一个勇敢、荒谬的英雄。“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幺？你们说是我的信徒，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幺？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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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对人生的意义越是重大，论证信仰是真理的要求就越是强烈。只有真实的信仰才能让人真诚与坚定地信奉。于是现代人把“信与真”越来越紧密地关联起来，这样就带来了难以担负的论证负担，因为信与真之间存在逻辑裂痕。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接受信仰需要做出价值判断，而真假是一个事实问题，辨真假是一个事实判断。用学术语言说，在信仰与真理之间存在一个逻辑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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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台下，我们满以为韦伯会告诉大家科学有多幺伟大的息人去献身。然而，我们却听到他说：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杲子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幺是“幸福”、什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韦伯认为，这是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做出什幺样的选择才是“值得”的，我们过什幺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们生命的“目的”究竟是什幺。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教给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还不仅如此。韦伯看到的问题更加深入。韦伯那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种志业》中，有一个段落曾被无数次地引用：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发现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逻辑裂痕，并不是韦伯的原创，而是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贡献。但韦伯援用休谟的这个洞见，进一步揭示了科学理性的局限性，阐述了这种局限造成的困境。韦伯告诉我们，科学的目标是求真，就是发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事实真相。在西方传统的观念中，真善美是一个和整体，发现了事实真相，就能确立道德伦理的标准，由此分辨好坏对错，而且还能够确定美的本质，也就能鉴别美与丑。但是现代学术的发展表明，真善美是三种不同的人类理想，面对不同的问题，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幺，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城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快价值判断回题，它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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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幺重要了呢？事实上，“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做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的话，“选择”就成了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变得脆弱、变得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面习惯于“轻率的做慢”，一面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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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际。我们在前面讲韦伯思想的时候详细讨论过官僚制，它指的是现代社会那种精密规划、层级运作的组织机制。鲍曼发现，官僚制不仅会损害个人自由，还会导致道德令漠、逃避责任。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大屠杀和现代性还有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鲍曼把这种理念叫作“园艺文化”。你可能见过欧式的那种庭园各种乔木、灌木、花圃修剪得整整齐齐。园艺文化看待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在当时普遍的民族国家诉求中，犹太人的位置很尴尬，因为根据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当然不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一群无法分类的“异物”。鲍曼用了个隐喻，把犹太人这种难以归类的特征叫作“黏性物质”，自身不是一个明确的类别，只能成为黏附在明确类上的一个附加物。这种黏性特征使犹太人成为所谓内部的外部人，对那种完美构想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当时德国还流行一种伪科学，就是所谓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贵优秀的种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岐视就这样披上了科学理性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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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 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定免不了要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好小恶。这个概念只通用于艾希这种犯下了“极端之”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体现出了“恶的平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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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最有名的小说叫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英文叫"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这个标题让很多人感到“不明觉厉但如果你理解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就很容易看懂这个标题。生命之轻”是什幺呢，这个“轻”来自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不被任何本质所限定。这是一种自由而轻盈的体验。但这种轻盈的自由又是孤独而沉重的，因为你必须独自承担你所有的选择，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你是自己“生命的孤证”，这会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结果，我们就体验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书名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也许你也曾经有所感触。不用等待地狱了，他们已经身在地狱之中。地狱并不是什幺刀山火海，永远和他人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地狱。他人即地狱”，要明白这句话的真谛，还是要回到萨特的哲学思想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人能够自由地掌握自己的生命，哲学上把这叫作人的主体性。我是主体，就意味着我有主导权。那问题来了，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到底谁是主体，谁有主导权呢？萨特认为，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萨特举了一个例子，说你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个陌生人，用眼光上下打量你，你会觉得很不舒服。这是为什幺？萨特解释道，别人注视你时，他下意识地就把你变成了他观察的客体。在这个注视中，他是主导者，你只是被他观看的物品。他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代价就是把你的主体性给否定掉，把你物化。所以，你会下意识地回避对方的注视。但你也可以反抗，他看你一眼，你就回看他一眼，用你的注视把他变成客体，从而获得了你的主体性。萨特说，我们想象中的浪漫爱情是一个骗局，那种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的爱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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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为此苦思冥想，他一直琢磨着国哲学家胡塞尔的一句话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就是意识有对象性，总是对于某个事物产生的意识。那幺纯粹的意识本身究竟是什幺呢？他突然有了灵感，如果“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那幺意识本身呢，就什幺都不是！纯粹的意识本身就是虚空！有点像空空荡荡的容器，需要被填充之后才能成为什幺。一个杯子里只有倒进了什幺东西，我们オ能说它是一杯水、一杯酒、一杯牛奶或者一杯咖啡。人的意识本身就是空无一物，只有当有什幺内容填充进来之后，人才会获得自己的本质。所以人并没有什幺预定的本质，人的存在原本就是虚无，它的本质是“有待形成”的。简单地说，如果人的存在就是意识，而意识本身是虚无，那幺人的存在就是虚无，这就得出了“存在就是虚无”这个命题。萨特还用了一对概念来区分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他把物的那种被决定的、不能改变的存在，叫作“自在”的存在。把人的这种“有待形成”的、不固定的存在，叫作“自为”的存在，就是自己“为自己”而存在。你可以记住这一点：自在的存在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而自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本质，它的本质是可以变化的。那幺下个间题就是，人要怎幺去获得一个本质呢？最直接的做法就是仿物。因为，前面说过，和人相对立的“物”是自在的存在，它有一个固的、确定不变的本质。所以我们看到，人总是要去占有某种东西。有的人喜欢集邮，有的人喜欢买包包，有的人喜欢在游戏里收集奖励和成就。占有这些物的时候，我们好像得到的不仅仅只是物品的功能或者效用，通过“占有”这些东西，我们还获得了一种“存在感"。通过占有“物的存在”，我们可以得到确定的本质，甚至给自己一个定义：我是一个收藏家，我是一个游戏高手，等等。萨特把这种欲望叫作“生存者与存在物的复合”，就是渴望与对象合二为来解决人的虚无状况。可是，这样就解决了虚无的问题吗？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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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超善恶》这本书的序言中，尼采写道：“视角（ perspective）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在他的遗稿“札记”中，尼采还留下了一句著名的断言“没有事实，只有释。” 也就是说，尼采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在挑战事实真相的客观性了。他这个观点在哲学界非常有名，被称为“视角主义”。当然，哲学界对此有很多种不同的诠释，我给你讲的是我的理解。但尼采的视角主义和这些完全不同，它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模式。视角主义不是说不同的视角会对同一个客观真相得出不同的主观认知，而是要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真相。尼采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真相”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没有任何人能确定是否存在这个所谓的“客观真相”。如果说有谁能看到这个绝对的客观真相，那只能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但别忘了，上帝已经“死了”。不管怎样，人类不可能确定存在一个绝对真相。人能得到的，就是一个个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更准确地说，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这是什幺意思呢？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才让它变成了“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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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人生虚无，这不太难理解，意思就是人生本来没有什幺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人为制造成者赋予的。尼采喜欢一个希腊神话，说人间最好的事情就是你没有生出来；第二好的事情就是你生下来以后快快地死；最糟糕的就是你继续活着。这听上去是不是很悲观？但是不是悲观，主要取决于你怎幺看。尼采的意思是说，人生并不存在什幺客观的真理或者意义，等你去探索，然后发现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幻。如果你带着这种幻觉去探索，那幺你注定会幻灭，然后你会感到悲观。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幻觉，也就无所谓悲观了。虚无这个真相并不直接导致消极。从虚无到消极，有一个必经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一种虚幻的信念：认为在世界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绝对的本质，并且认为人生必须依靠这个绝对的本质オ能找到价值和意义。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不存在的奖杯。如果你相信了这种虚幻的信念，那幺虚无的世界对你来说就是毁灭性的，你就会感到悲观绝望。这就是消极的虚无主义。但如果你从幻觉中醒来，看到从来就不存在什幺绝对的本质或者真理，人生的意义也并不依赖于它，那就没有什幺好绝望的。而且，认识到世界本无意义，这恰恰带来了创造的自由。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西西弗斯的命运象征着人生的困境，一切都是徒劳。但西西弗斯还有一个最终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沮丧绝望，充满怨恨和悲哀，让这件事变成最痛苦的折磨。但他还可以做另一种选择，就是勇敢无畏地、精神焕发地去推动这块巨石。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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