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达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再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了。一些既真且善的东西也许会在行动、诗歌或是音乐之中得以成就,但当时的空洞文化却会越过这一作品而询问作者的历史。如果作者曾经创作出某些动西,我们的历史学家就会清晰地描述出他的过去和可能会有的将来;他会把这个作者与他人放到一起并加以比较,然后通过分析区别出他所选择的材料和处理方法;他会高明的对作者作出总结,并对他未来的道路提出一些泛泛的建议。人们也许会创作出最惊人的作品,而那群历史中性人就会随时在他们的位置上,准备用他们长长的望远镜对其作者作一番考察。人们立刻会听到对作品的反响,但它总是以“批评”的形式出现,虽然就在片刻之前,批评者还从未梦想到出现这一作品的可能性。这一作品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影响,而是得到批评。而这批评本身也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孕育出另一个批评而已。因此我们开始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批评者的众多就是影响力的标志,如果只有极少的批评者或没有批评者,则是失败的标志。事实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哪怕是在产生这样一种“影响”时也是如此。人们一会儿谈谈一个新事物,一会儿又谈谈另一个新事物,与此同时他们仍做着一贯所做的事。我们的批评家所受的历史训练使他们不能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一种对生活和行动产生的影响。他们把他们的吸墨纸放在最黑的字迹上,把他们的浓墨重彩留在最优美的图案上。他们把这叫作“改正”——如此而已。他们批评的笔从不停止飞舞,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不是驱使笔,而是被笔驱使。在泛滥不尽的批评之中,在对自制能力的需求之中,在罗马人所说的无能 (impotentia)之中现代人个性的弱点展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