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也是所有行动的一项特性,就好像每个有机体的生命并不只是与光明相连,同样也与黑暗相连一样。一个人若想去历史地感受每一件事物,那他就如同一个强迫自己不睡觉的人,或是一头必须不停反刍才能生存的动物一样。因此,即使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动物就是这样。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或者把我的结论说得更好一点,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
“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人们确实可以以这种想法来生活,这也非常有意义,但这不是真正的向死而在。存在主义所说的“向死”是一种不确定性,或者说是一种理智的游戏,是一个健康的人用一种思想实验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存在,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这和一个癌症患者知道自己只有半年甚至半个月的生存期是完全不一样的。真正的向死而在是真切地知道,在一个我们所能感知到的时间维度内,生命即将结束。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必然性,是一种身体要离你而去的必然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宇宙的残酷。这种残酷和个体没关系,你没做错什么事,但身体就是要离你而去,你认为的你实际上只是借用身体而存在的。当身体离你而去的时候,你将不再存在。
朱锐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1
朱锐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1同时,在针对工作,针对年轻人的这些情绪里,父母一辈与子女一辈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因为他们各自忠诚于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经验。这也许说明,代际差异并非来自价值观,而是认识和体验上难以调和,是生活经验的不可通约,不可交流,不可共助。105
李颖迪 《逃走的人》0
李颖迪 《逃走的人》0在那次聚会上,弗兰西斯颇为激动地问大家,如果我们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承认了对生命的谋杀,那幺,既然我们同意父母有权谋杀一个胎儿,那幺父母是否也可以出于某种理由谋杀一个婴儿呢?比如,他们生了一个他们不需要的女婴,是否有权一生下来就把她给扔了呢? 当弗兰西斯的姐夫举出人口爆炸以后,有可能产生的普遍的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的大饥荒的问题,大饥荒也同样要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问题。 可是,弗兰西斯说,从伦理上来说,如果你同意为了某一种理由,比如说,为了让其他人有更多的食物和避免饥荒,类似的这样一种非常实用的理由,就同意谋杀婴儿,那幺大一些的孩子呢,甚至成人呢?是否都可以在一个非常实用的口实之下,把一部分人,例如有缺陷的人,被社会认定是坏人的人,都给谋杀了呢?是否就可以允许以谋杀的手段来解决其他人的类似饥饿一类的问题呢?又由谁来为哪些人应该生和哪些人应该死作一个判定呢? 在这样一个逻辑的推导下,在不同程度上同意堕胎的各种美国自由派也很难在同一个逻辑下与之对抗,于是,一般来说,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比如说,这是妇女的个人自由,他人无权干涉。“我的身体,我自己作主”是在赞成堕胎的游行中经常高举的口号。还有一些同意“有限堕胎”的自由派,提出至少一个被强奸的妇女有权不要由此导致的孩子。 在竞选的时候,克林顿总统和副总统高尔在竞选辩论的时候,就这样绕开。他们说,决定是否要生下一个孩子,这应该是个人隐私范围内的事情,如果一对夫妻,他们决定不生下这个孩子,我们怎幺能够以政府立法的形式,一定要替他们作选择,强迫他们生下来呢?更何况,有的患病的孕妇,生育会危及孕妇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又怎幺能置母亲的生命于不顾,而不允许她堕胎呢? 所以,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两派一直不是正面交锋。 再深入下去,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认为,堕胎是鼓励人类加速从大自然中异化出来的举动。人类本来应该...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如果顺其自然,人类事务就只能遵循必死的规律,这个行进在生与死之间的最确实、最可靠的规律。但正是行动能力打断了这个规律,因为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不可变易的自动进程,进而打破和干预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循环。如果不是存在着这种打断生命进程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始终在那里提醒我们一一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向死而生,而是向着开端而生的,那么人向着死亡的生命之旅就会不可避免地毁灭和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假如说从自然的角度看,人介于生死之间的生命垂直运动,是对通常自然循环运动规律的一种特殊偏离的话,那么从仿佛决定着世界进程的自动化过程来看,行动就像一个奇迹。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说,这是“有规律发生的无限不可能性”。事实上,行动就是人的一种创造奇迹的能力,拿撒勒的耶稣在把宽恕的能力比作更一般地行奇迹的能力,把二者等量齐观并都置于人力可及的范围时,他就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对这种能力的洞见在创造性和前所未有性方面,堪与苏格拉底对思想能力的洞见相媲美。(191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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