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卢梭《社会契约论》所言，世袭君主制的弊端，总是只顾表面的宁静，而不要贤明的政治，为此不惮于把小孩、恶魔或者白痴捧上皇位。 马基雅维利一再警告，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受人爱戴和畏惧，至少必须避免受人轻蔑和憎恨。
思想罪是其他一切罪行的根源。
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0
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0暴君虽然可以漠视被压迫者的眼泪，但是决不能逃脱他们的报复。
伊索 《伊索寓言》0
伊索 《伊索寓言》0
对国家，王先生只有忧虑而无不满，主张不管天下滔滔，首先要自己勤奋工作。这也是我最多鼓吹的态度。他还讲了番西安的名胜，特别说到乾陵和武则天。我说武则天诚然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可是太偏残酷。王先生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女人要打破传统坐定九重，难免要求助于极端的措施。我争辩说，这恰恰说明在政治上应当压制剧烈改变传统的冲动，哪怕这种改变抽象地看起来是合理的；因为这种改变必然要求助于太多的不合情理的手段，到头来总是得不偿失，而且无论初衷是什么，只要和时代的根本要求冲突过甚，就会具有个人野心的一切特点。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
陈嘉映 《旅行人信札》0而在更早之时，《诗》《书》则是有志于政治的贵族普遍的学习内容。不独孔门，在诸子的言论与著作里，都能看到大量引用《诗》《书》。经学生认为孔子对此二部经典有整理删定之功。《史记·孔子世家》说，古代的诗本来有三千多篇，孔子做了筛选，最后成为现在三百零五篇的版本。因为经过圣人之手删定，《诗》就变成《诗经》，作为经典存在了。《书》也是如此，孔子从三代浩博的文书中编选排序一百篇，成为经典《尚书》。
戴波 《有为》0
戴波 《有为》0美国这个国家，你会在表象上看到它非常五光十色，非常感性。但是在它的根子上，你却可以发现，正是一种高度的理性在统治和管理这个国家。同时，政治的公开化也使它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计谋”取胜的道路。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P18 一个更广泛的共识似乎是，人们根本就不能够下判断，起码当对象是声名显赫的人时。辩论的过程总是如出一撤：从证据确凿、可以证明的细节，一下拐进了普遍性，结果人人都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有罪的。P19 在政治框架内，想象某个民族集体有罪或者集体无辜，就属于这些不起任何作用的、空洞的普遍化倾向。如此一来自然也就无须下判断，从而避免了紧随其后的风险。可是，在政治领域却的确存在集体责任一说。它不取决于你本人做过什么，因此既不能从道德层面衡量，也不能用刑法概念去解释。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要为它曾经做过的事承担政治责任，无论那些过往是对还是错。政府应该推动公正，尽可能弥补不公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总要偿还父辈的罪过。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0克林顿这样的态度，在美国是很正常的。哪怕是政治对手，也不会因为克林顿这样的表态而指责他与罪犯“划不清界限”。因为在这里大家都理解，每个人都存在的这样一种私人感情，对于家庭，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熟悉的人，在发生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有一种难言的遗憾和难过的感觉。我相信，如果克林顿在这个时候仅仅表现出对罪犯的“义愤填膺”，反倒会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对于那些依然全副身心地生活在过去僵死朝代里的人来说，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中那些伟大法则的运用会给国家的各个部门都带来好处，可这对于那些人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那些人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并不比我们十字军时代的祖先们更多，即使有所了解，他们也不会在意。改善生活条件的首要推动力，就来自对其他国家优越条件的知悉。中华民族的广大民众却没有见到过其他地方更好的任何证据，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另一方面，那些对其他国家有所了解的人，那些原本可以知道得更多的人，却被保守主义的镣铐所束缚了。除非是大规模的改良，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地造福于广大民众，可是在中国，在那些能够推广大规模改良的人士当中，又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任何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显然无法令民众满意，但这种不满还没有来得及表露出来，就已经被压抑了下去。这样一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是与进步相对立的，是会阻碍进步的。”
明恩溥 《中国人的气质》0
明恩溥 《中国人的气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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