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地里抽出的一个捕鼠夹紧紧夹住了一只鼹鼠的肚子,他还活着,蠕动着想要逃走。他会受内伤,会死去。如果我什么都不做,他将经历一场缓慢的死亡。我别无选择。我的心跳骤然加速,对这只鼹鼠的苟延残喘感到莫名的愤怒。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接下来非做不可的事。我的美好世界被打碎了,工作的乐趣被剥夺了,挫败感涌上了心头。我把他从夹子里放了出来,让他滚落在地上,痛苦地抽搐,我不得不跪在他旁边,用泥铲的背面猛敲他的头。我狠狠地打了他五下,他才咽气,他的鼻子里渗出了一股鲜血。
一个成功的厨师,并不只依赖青春,更仰仗厚重的经验。
陈晓卿 《舌尖上的中国》1
陈晓卿 《舌尖上的中国》1梦醒初闻零雨声,恍疑殊死得更生。
蒲松龄 《聊斋志异》0
蒲松龄 《聊斋志异》0我们总把过错,归结于无知,以为掩饰了伤口,就可以维持从前的美好。
白落梅 《相思莫相负》0
白落梅 《相思莫相负》0人的这种不可改变的身份,尽管在言说和行动中的揭示难以把捉,但在行动者和言说者的生活故事中却成为真实可见的;而且只有在其生活走向终结之后,它才能为人所知,变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存。换言之,人的本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本性(这样的本性不存在),也不是一个人优点和缺点的总和,而是某人是谁的本质,只有在他生命终结、仅仅给世间留下个故事的时候才真正地形成。因此,任何人想要有意识地追求“本质性的”存在,想留下一个赢得“不朽声名”的故事和身份,就必须不仅冒着生命危险,而且要像阿基里斯(Achilles)那样,明确地选择短命和速死。一个人只有在他达到他行动的顶点之后就不再活着,才能确定无疑地成为他自身身份的主人,真正主宰他可能的伟大,因为他回避了他开创的行动的可能后果和后续影响,退入死亡当中。阿基里斯的故事之所以有典范性的意义,是因为它以极精练的形式表明了eudaimonia只有以生命为代价才能获取,只有放弃了生命的延续(在其中我们零零碎碎地彰显自己),在一个伟业中浓缩整个人生,从而让行动的故事和生命本身同时达到终点,一个人才能确信得到了eudaimonia。而且即使阿基里斯也仍然要依赖讲故事人、诗人或历史学家,没有他们,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空虚的;不过他是把他行为的全部意义亲手交到叙述者手中的“主人公”,从而是最出色的主人公和英雄,仿佛他不仅实现了他的生活故事,而且同时“创作”了它。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恶的真正诱人之处,魔鬼身上所具有的迷人特质,首先就是一种审美现象。从最广义的“审美”来看,那些坚持“生意就是生意”信条的商人,以及认为“战争就是战争”的政治家,都是处在“价值真空”中的审美化的文人。在他们都为自己体系的自洽性而着迷这点上,他们都是唯美主义者;而他们之所以成为杀人者,是因为他们准备为这种自洽性、这种“优美的”一致性而牺牲任何东西。…我们如今知道,杀人远不是人所能做的最坏的事情,而死亡也绝非人们最恐惧的事情。死亡并不是“可怕之事的顶点”,很不幸,世界上有着比死刑要严酷得多的惩罚。“如果死不存在,那么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恐惧”,这句话必须修正,在“死”的旁边加上“无法忍受的痛苦”。而且,倘若不是有死亡的话,这样一种痛苦对人来说甚至会更加不可忍受。而这正好就是“地狱中的永罚”的可怕性所在,如果不是因为它比“永远的死亡”更可怕的话,它根本就不会被人发明出来。在这样一种经验的光照下,我们的时代或许应该开始研究痛苦经验在哲学上的重要性,而当代的哲学却依然对它持有一种隐秘的轻视,正如三四十年前的学院哲学曾对死亡经验也有过同样的轻视那样。
汉娜·鄂兰 《黑暗时代的人们》0
汉娜·鄂兰 《黑暗时代的人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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