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了解自己的历史来接受教育的，正如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亲身经历的事，就不能号称什么都懂一样。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知识又致命的缺憾。
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最严重的罪
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0
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0
从真正的对手那儿有无穷的勇气向你涌来。
弗兰兹·卡夫卡 《变形记》0
弗兰兹·卡夫卡 《变形记》0
“飞碟”常常来这个岛，也常常去撒哈拉沙漠，报上说的那一次是发生不久，常常来，而且剪报上那次出现后，连附近的羊都死了，骆驼、马都死了，用刀劈开来看如何死的，发觉血都没有了，被吸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以前加纳利群岛是“大西洋洲”的一部分（连接非洲与南美洲），后来陆沉了大西洋洲，只留下几个小顶点，成了加纳利群岛。飞碟常常来，可惜我未看过，还有一个几千公尺的大洞，有地道，都不是天然的，人传说，史前时代飞碟来过，做基地，我亦去看过。〖飞碟常常来〗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
三毛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0
三毛 《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0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就是激进的反叛性。他们不仅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且鲜明地针对政治，积极介入各种政治运动之中，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抗议，等等。摇滚乐有着广泛的大众影响力和号召力，又如此激进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制力量吧？ 但我们看到结果是什幺呢，结果是资本主义体制把摇滚乐给商业化了。给你舞台，给你排行榜，给你巡演，给你发唱片；摇滚乐手成了大明星，获得巨大财富，进入止流社会，最终被这个体制吸纳。而那些商业化失败的摇滚乐手，则被边缘化，慢慢消亡；有的人陷人颓废和绝望，甚至自杀。我们看到，变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力量如此强大，它能够灵活地应对任何寻求反抗和解放的挑战，极其有效地“收编”反抗力量，把异端改造成主流，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显思考过摇滚乐的历史，我明白了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的一个观点。他说，在这种新的控制模式中，违背或超越主流的另类观念、愿望和目标，只有两种命运：要幺被排斥消灭掉；要幺就是按照主流世界的原则被转化，转化为现存体制能接受的方式继续存活。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癌症隐喻是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疾病与政治在“毒瘤”这个复合词里融合在了一起，并成为中国政治话语中一个常用的隐喻。对那些希望发泄愤怒的人来说，癌症隐喻的诱惑似乎是难以抵御的。但是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只有在最为有限的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问题才像是一种疾病。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唯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对偏执狂患者来说，对那些想把战争转化为圣战的人来说，对宿命论者（癌症=死亡）来说，对那些执迷于非历史的革命乐观主义（即认为唯有最激进的变革才可取）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顶呱呱的隐喻。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难怪“档案门”一出来，共和党人的反应如此强烈。当年尼克松在“水门事件”翻船，给共和党带来了历史性的奇耻大辱。现在民主党克林顿的白宫居然棋高一着，直接就利用联邦调查局违法获取对手党资料，这也太忘乎所以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马上在公开场合，把这一事件比作尼克松在七十年代搜集“政敌名单”的邪恶行为。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林达 《总统是靠不住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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