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秋隐在唐代是庶民，所以詹宽认为杨干院里的罗秋隐坟和墓祠，算是淫祠，理应禁绝。相比之下，为罗家写碑文的程元凤，是大宋堂堂右丞相，詹宽觉得与其祭罗，还不如祭程呢。 詹宽比杨推官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纠结于那些细枝末节的推理，直指礼法核心，拿意识形态泰山压顶，让人辩无可辩，驳亦不敢驳。要知道，大明以礼立国，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没道理好讲了。 当然，詹巡按对杨干院也没什么好脸色。早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下过一道《归并令》，要求天下寺院要进行归并，三十人以上才能成寺，而且还得是归并到明前的老寺，新建的庵堂寺院要一概革去。虽然杨干院属于老寺，但佛殿里的佛像却是新修的，也算“迹类淫祠”。詹宽援引《归并令》，要求他们必须限期整改，交出一半寺产。 ……罗兴找对了门路，把这份状子顺利送入通政司。通政司审核之后，收下文件，正式进入京诉流程。然后通政司把罗兴一捆，扔牢里了……别忘了，京诉是违法行为，不问所诉案情虚实，你都得坐牢。 嘉靖是个孝顺儿子，对于统嗣奉先之类的事情怀有情结。杨干院案的是非曲直，嘉靖无从判断。但他对于罗氏一族拼命保护祖宗祠坟这个行为，很有好感，甚至颇有共鸣。朕当年不也是拼了小命，才保住了亲生父亲的牌位吗？罗兴进京上访这个时候，嘉靖皇帝正琢磨着给亲爹再弄个庙号，好让他老人家名正言顺地入享太庙。 这种上访案子，朝廷一般并不会做出判定，而是发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员进行审理，是官场惯例。但如果真以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们的用心了。为官之道，讲究“默会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于口，只能在细微处去自己揣摩。 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