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这道圣旨,在中国的皇家文件里极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圣旨正文,在皇帝成意见之后,都会交给专家润色一番,使之骈四你六、辞藻雅到,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而朱元璋的这份“户帖谕”,却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谕。 圣旨是这么说的: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作)军。钦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圣旨写得近乎纯大白话,读起来特别寒碜。 这个文风,其实不是朱元璋首创,乃是脱胎于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发布命令多用蒙语,会有专门的译员逐字逐句直翻成汉文,再交给文学之士进行文言修饰。有时候事起仓促,省略最后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种特别生硬的口语话文牍——硬译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时候,诏书就是这种风格:(我)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
王国维 《人间词话》0
王国维 《人间词话》0阐释的这种平庸作风在文学中比在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中更为流行。几十年来,文学批评家们一直在把诗歌、戏剧、小说或故事的成分转换成别的什幺东西,视之为己任。有时,作家面对自己的艺术显露出来的力量太感不安,以至在作品本身之中塞进一段关于作品的清晰明确的阐释——尽管这幺做时,他显得有点迟疑,显出一丝得体的反讽。托马斯·曼是这种过度合作型的作者的例子。对那些更固执一些的作者来说,批评家们倒是非常乐于代劳这项工作。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0
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0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汪曾祺 《岁朝清供》0
汪曾祺 《岁朝清供》0当我正式开始写小说时,当时中国文学界追捧一个英国诗人T.S.艾略特。我读了他的传记,他在中学毕业以前已经读过一千多部经典文学作品,他走出中学校门不需要再读文学作品,只要写文学作品就行了。
余华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0
余华 《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0你瞧,这是什幺话?温柔敦厚的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怨,简直骂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即使放开文学不谈,他们下祖业,也不是什幺孝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像一个良民 ……我不写!……
鲁迅 《故事新编》0
鲁迅 《故事新编》0《狂人日记》里的那个精神失常者上来就说:“不然那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我以前说过,鲁迅写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有些作家为了让笔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写了几千字上万字,应该说是尽心尽力了,结果人物还是正常。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
余华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0他点点头说:“你可以先写写没有风险的题材。”“第四个构思应该没有风险。”“什么题材?”“是一个旧故事。”“什么时候的?”“清末民初。”“有共产党吗?”“没有。”“有国民党吗?”“没有。”“什么故事?”“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个可以写。”
余华 《女人的胜利》0
余华 《女人的胜利》0我心目中的《流俗地》便是这幺一部小说。它不是大众化的类型小说,而是严肃的文学作品,但必须精彩,好看,能让人享受到阅读长篇小说该有的乐趣,而不是把阅读长篇当成文青的“修行”。我想到的是《红楼梦》那样的小说。
黎紫书 《流俗地》0
黎紫书 《流俗地》0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巴黎烧了吗?》的两位作者时说: “ 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 · 科林斯和多米尼克 · 拉皮埃尔也做到了。 ”这些论文旁征博引,推论严谨,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独特的创见。让你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在研读过程中,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 “ 学术共同体 ” 的存在,他们彼此支援、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但恰恰从这些 “ 小 ” 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 “ 大 ” 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我给这本书起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我相信,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普天之下,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故遇见不均不平之事,必须发声抗议,维护公道!一条鞭法:据《明史 · 食货志》可知,明初沿用两税法,根据官方登记的户籍,田地要征收田赋,分夏、秋两季缴纳;丁要承担多种徭役。后官府借各种理由加征赋税、加派杂役,百姓困苦不堪,大量逃亡以躲避赋税。政府亦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故决定将一州一县的田赋、种...
马伯庸 《显微镜下的大明》0
马伯庸 《显微镜下的大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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