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巴黎烧了吗？》的两位作者时说： “ 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 · 科林斯和多米尼克 · 拉皮埃尔也做到了。 ”这些论文旁征博引，推论严谨，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独特的创见。让你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在研读过程中，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所谓 “ 学术共同体 ” 的存在，他们彼此支援、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醒目的学术火焰。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但恰恰从这些 “ 小 ” 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 “ 大 ” 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我给这本书起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我相信，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普天之下，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故遇见不均不平之事，必须发声抗议，维护公道！一条鞭法：据《明史 · 食货志》可知，明初沿用两税法，根据官方登记的户籍，田地要征收田赋，分夏、秋两季缴纳；丁要承担多种徭役。后官府借各种理由加征赋税、加派杂役，百姓困苦不堪，大量逃亡以躲避赋税。政府亦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故决定将一州一县的田赋、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