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还包括犯罪行为对政治进程的大规模渗透。我要说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不论对错总是以国家理由来辩护的罪行。虽然那些总是例外情况，但我们在这里突然要面对的是一种本身就是犯罪的政治风格。p175
●秩序是政治哲学最早关切的东西，如果把城邦政体比作有机体是行得通的话，那把国家的失序比作疾病，也行得通。那些把政治混乱类比为疾病的古典表述方式—自柏拉图以降，一直到霍布斯—把关于均衡的古典医学（以及政治）观念作为自己的预设前提。疾病源自失衡。治疗的目标是恢复正常的均衡—以政治学术语说，是恢复正常的等级制。大体来说，这种诊断总还是乐观的。按理，社会是永远不会患上一种不治之症的。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0
但是在心态的范畴之内，精确也许不妥当，而且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类别所需求的方法与政治史之类的传统类别所使用的判然有别。世界观不可能像政治事件那样加以编年，其“真实”的程度却不稍逊。要不是有心智带头发号施令朝真实世界的常识观念冲锋陷阵，政治不可能发生。常识本身就是社会所建构出来的真实，随文化之不同而各显其貌。那不是集体想象出来强制大家接受的无稽之谈，而是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中表达经验的共同基础。
罗伯特·达恩顿 《屠猫狂欢》0
罗伯特·达恩顿 《屠猫狂欢》0若说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则唐中叶以后之藩镇，是武将家庭之变相世袭。门第造成社会不平等，藩镇造成政治不统一。 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势，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室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后之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钱穆 《国史新论》0
钱穆 《国史新论》0懒，所以都苟且因循敷衍，做事不认真；懒，所以贪小便宜，以不正当的方法解决个人的生计；懒，所以随俗浮沉，一味圆滑，不敢为正义公道奋斗；懒，所以遇引诱即堕落，个人生活无纪律，社会生活无秩序。知识阶级懒，所以文化学术无进展；官吏懒，所以政治不上轨道；一般人都懒，所以整个社会都吊儿郎当暮气沉沉。懒是百恶之源，也就是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径走。
朱光潜 《谈修养》0
朱光潜 《谈修养》0周代封建实是当时以“军事”和“政治”相配合，而又能不断地动进的一种建国规模。远之颇像罗马帝国，近代则似英伦三岛之海外殖民。由一个中心向外扩展，由上层的政治势力来控制各地的社会形态。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则由各地散乱的社会渐渐向心凝结，在下层许多的封建契约上，逐步建立起政治关系来。由日耳曼诸选侯来公选日耳曼王，再由日耳曼王来充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钱穆 《国史新论》0
钱穆 《国史新论》0当我们从德克利特到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反复读到政治是一种技术（ techne），属于技艺的一种，可以比作医疗或航海之类的活动的时候，关于言行作为纯粹实现活动的看法，听起来就更像是希腊前哲学经验的微弱回声。在希腊前哲学经验中，政治如同舞蹈者或演戏者的表演样，“产物”就是表演行为本身。行动和言说仅在于实现，从而是政治领城中最高级的活动。因此，当我们听到现代，特别是现代早期以奇特而不容置疑的口气对言行所作的评价时，我们就可以衡量得出在行动和言说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亚当・斯密把所有本质上是表演性的活动一例如军事职业，“牧师、律师、医生和歌剧演唱者”一统统归为“贱役”，最低级和最无生产性的“劳动”时，就暗含了对行动和言说的关键贬低。因为正是这些职业—一医疗、吹笛、演戏一一为古代人思考最高级、最伟大的活动，提供了范例。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
汉娜·鄂兰 《人的境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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