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她智慧的吸引力，也许还基于她标志性的努力，即把看似无关的现象辩证地结合在一起，把一个从根源上悲观的世界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化批评对之持续产生影响）同人的境况（ vita activa）、同公开行动的原则相结合。这尤其适合解释那种介于她主观感受到的“犹太性”同她对（一向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标志的）徳国文化传统无法撤销的纽带二者之间的紧张。在海德堡的塑型期她就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试图通过研究拉结・范哈根・冯・恩泽来认清自我。对于这个被同化的犹太女人，一个被潜在的反犹思想包围的人，这同时也意味着，确立犹太人在欧洲市民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