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事情的原委,不用说,一段风流韵事而已,尽管不是和他后来要娶的姑娘。他那些罪恶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当它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已经无论如何也无法消除了,任何行动都显得没有说服力,那么此时,遗忘就成了唯一简单的答案。保罗一向不善于做他不喜欢的事,所以一开始,他一定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能解释清楚,到了后来,又觉得太晚了。于是他关闭了自己的想象力,选择了欺骗。
一种男人是非常贱的,喜欢被女人折腾,甚至喜欢被女人打。有点像那首民歌里面唱的:“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你是有这种倾向的男人,别的不说,能够天天给这么“作”的女人打电话就是一种受虐的表现。所以你不累谁累!这都是你自找的,虽然你现在有点不想再当保姆,但是你的性格已经决定你不给她当奴隶就是给别人当奴隶,逃不掉的。我看你还是认命吧,最多换个更有钱的奴隶主,打完你以后可以给你买个多少克拉钻的脖套把你漂亮地拴在身旁。
洪晃 《无目的美好生活》0
洪晃 《无目的美好生活》0别人对我表达一点善意和热情,我如果反应过于热烈,难免冒上自作多情的风险;但若稍有怠慢,又恐被人指责为高傲。被人公开地否定或冷落无疑能使自己心安——事实上哪怕别人没有公开表态,我都已经预先做好了这种假设。如果察觉到苗头不对,我可以决绝地远离身边的人,将交情一刀两断。孑然一身倒不是我刻意而为,只是对舒适区的趋往而已——我这辈子过得最平和满足的日子,就是不与任何人交往的那些日子。与人相处从来就是一场难堪的灾难,千万不可有求于人,也不要讨好别人。宁可被人认为尖酸傲慢,也不要显得谄媚。因为前者最起码忠于自我主张,而后者可疑地显得屈从于世俗利害。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只讲道理不讲交情,并且远离一切在背后对他人闲言碎语的场合,这都有利于过得心安。我不热爱生活,也不喜欢社会,并且我反感一切关于热爱生活的说教。
胡安焉 《生活在低处》0
胡安焉 《生活在低处》0对沙龙人士的智力来说,很难乍一眼就能把握或者深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不能让人消除疲劳,而只是让人感觉疲劳……”三十年前,社交界中许多人也是这样谈论贝多芬的最后几部四重奏的。“过快地被人理解的东西维持不了多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相当特殊的精英阶层中慢慢地赢得了读者,如果说,他使那些教养不够、不太严肃、略有善意的公众颇为反感——这些人同样也不大欣赏易卜生的戏剧,却会欣赏《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战争与和平》——或者使另外一些不那么与人为善、而赞赏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公众也颇为反感。人们期望找到一个神,但触及的只是一个人——疾病缠身,贫困交加,终日劳累,而且完全缺少他极不喜欢的法国人身上有的那种伪品质——能言善辩。 如果有人想在其中找到艺术、文学或者精神上的某种娱乐,那我劝他们最好还是别读。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0
安德烈·纪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0陆小凤苦笑道:“你怎么想到我也会被你利用的?”霍休道:“每个人都有弱点,你只要能知道他们的弱点,无论谁都一样可以利用。”陆小凤道:“我的弱点是什么?”霍休冷冷道:“你的弱点就是太喜欢多管闲事!”
古龙 《陆小凤传奇》0
古龙 《陆小凤传奇》0个人层面,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人总要追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事,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托尔斯泰的话,“科学与意义无关,因为对于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本身提供不了任何答案。”……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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