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曾经说,“就各种特殊情况做出判断而言,没有什幺恒常的通行标准,也不存在什幺确定无疑的规则”。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
男人很少道歉,很少向女人说“对不起”。这是因为,在火星上,道歉就意味着你做错了事情,必须承担责任,弥补过错。
约翰·格雷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0
约翰·格雷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0在向证人提问时,也绝对不允许“争执”。与证人的全部对话只能以提问的形式出现。)即使提问的一方发现证人明显是在那里说谎,他也不能直接对证人说,你这是说谎,因为这不仅已经不是“提问”,而且是一种“争执”。在这种情况下,提问者能够做的,就是以继续提问的方式戳穿证人的谎言。一般来说,都能够达到目的。何况证人出庭时都要宣誓说实话,说谎在理论上犯了伪证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有的律师也都有一套把肯定句变为疑问句的本事。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呢?我想,律师只是类似于一个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头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幺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但是,在立法问题上,迄今为止一直存在这样的状况。那就是,不论是国际间的协议,还是一个国家自己制定的法律,都大致不出乎两种状况。 一种法律来源,是这个国家、地区或者群体,对于一个命题的思考和反省的结果。他们因此制定一个规则,愿意共同遵守。对违规者按法规进行认真惩处。这样的法律逻辑性强,执行的过程也比较清楚。诚然,这样的法律仍然会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因为人类在某一个阶段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但是,它是认识一步走一步,也许前进的脚步缓慢,但却是扎实的。这种法律,我常常用大白话叫它是“真诚的法律”。 另一种法律来源,是对外部压力妥协的结果。一些地区,它自身并没有产生与这条法律相适应的认识基础,但是出于种种压力,不得不诞生这样一个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有着“违法”的强烈冲动。这样的法律,它的目标可以定得非常高,看上去可以比那些“真诚的法律”更“漂亮”。可是一触及现实就会完全面目全非。我把它叫做“虚假的法律”。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0
林达 《我也有一个梦想》0独立判断究竟要怎幺做?阿伦特曾经说,“就各种特殊情况作出判断而言,没有什幺恒常的通行标准,也不存在什幺确定无疑的规则”。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举一个例子,二战结束很久以后,一个在逃的纳粹高级军官被抓捕了,他叫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他这样为自己开脱:当时屠杀犹太人我是别无选择,因为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我没有选择的自由。萨特认为,这是自欺欺人,你当然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叛乱谋反,你也可以选择当逃兵,你还可以选择自杀,实际上在纳粹官兵中确实有人作出了这些选择。艾希曼选择了服从命令,这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别无选择。声称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只是自欺欺人,只是因为不愿意承担选择的责任。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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