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把产品和“生活方式”“自我形象”绑定在一起,通过各种媒体话语深深地植入你的潜意识之中。于是,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 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 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
今天的剑桥对我而言只是一百年前那个剑桥的幻影,但我还会不由自主地、一次又一 次地回那里去。站在那里我仍会觉得温暖,隐约闻到一百年前的气息,记忆中的白绸长裙和牛津式白底高跟鞋又鲜明起来。
江南 《龙族》1
江南 《龙族》1三件坚持做的事。 1。坚持阅读经典,与人类伟大的灵魂对话,走出我们固有的平庸与做慢。2。思想与行动并存,我思并不代表我在,我动方能 印证我存,在每个个案中坚守法治的精神。 3。从爱抽象的理念转向对具体的人的爱,我们无法做伟大的人,但我们可以心怀伟大的爱,做细微的事情。
罗翔 《刑法学讲义》0
罗翔 《刑法学讲义》0我没有孩子,不看电视,同时也不信仰上帝,所有的小径都是人类为了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所选择走的。孩子能帮助我们推迟面对自己的痛苦,接着就是孙子辈接替儿子辈。电视是我们疲于奔命的一生的消遣,并使我们从虚无的人生汇总规划处许多计划;将双眼局限于小小的框框之内,减轻感官的伟大作品的精神负担。上帝能够安抚我们这些哺乳动物的恐惧感,抚平快乐终会结束的那份对未来的难以忍受的恐惧感。因此,没有未来,也没有后代,没有电视去麻痹荒谬的人类意识,在一个结局能够确定、空虚能够预料的世界里,我敢说我没有选择便捷之路。
妙莉叶·芭贝里 《刺猬的优雅》0
妙莉叶·芭贝里 《刺猬的优雅》0我已经有十五年的写作历史,我知道这并不长久,我要说的是写作会改变一个人,尤其是擅长虚构叙述的人。作家长时期的写作,会使自己变得越来越软弱、胆小和犹豫不决;那些被认为应该克服的缺点在我这里常常是应有尽有,而人们颂扬的刚毅、果断和英勇无畏则只能在我虚构的笔下出现。思维的训练将我一步一步地推到了深深的怀疑之中,从而使我逐渐地失去理性的能力,使我的思想变得害羞和不敢说话;而另一方面的能力却是茁壮成长,我能够准确地知道一粒纽扣掉到地上时的声响和它滚动的姿态,而且对我来说,它比死去一位总统重要得多。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0
余华 《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0魔鬼是人性黑暗的总和。活在光明里的会渴求成为神的形象,活在黑暗里的会渴求得到魔鬼的形象。因为我想活在光明里,所以当我到达深层时,太阳就熄灭了。它变得黑暗,像蛇一样。我与它合而为一,而不是把它征服。我接纳了我内里蛇的本质,担负了自己的屈辱和奴役。 若我没有接纳这蛇性,那么魔鬼,也就是所有蛇性的要素,就会保留着我这点权力。那样魔鬼就会抓到把柄,就会逼我跟他立约,正如他狡诈地欺骗浮士德那样。但是我却走到他面前,与蛇合一,就像男人跟女人那样。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红书》0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红书》0他来说道德既不是统治,也不是思想才智,而是生存可能性的无边际的整体。他相信道德有上升能力,相信道德的经历的等级,而且不只是像通常那样相信道德认识有等级,仿佛道德是某种完的东西,而人类只是由于不够纯洁才无法理解它。他相信道德,却并不相信某种确定的道德。通常人们把它理解为一种维护生活秩序的警察要求;而由于生活根本不服从这些要求,所以它们给人以一种印象,似它们不是完全可以得到满足,并且以这种寒酸的方式也给人以似乎这是一种理想的印象。但是人们不可以把道德提到这个等级上来。道德是幻想。这就是他想让阿加特看到的。
罗伯特·穆齐尔 《没有个性的人》0
罗伯特·穆齐尔 《没有个性的人》0p156:从1930年初期,德国就开始创建一套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建立系列经济控制机构,通过垄断集团来控制企业,甚至直接由政府来规定商品价格,等等。这种做法一度非常成功,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在1932年到1937年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但在这种奇迹中隐藏着深刻的危险,比如农业的各个细微环节都受到了国家的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在进一步向战争经济转型之后,德国的经济体制最终随着战争失败而破产了。士 哈耶克强调指出,这种规划模式表明,纳粹德国并不是疯狂的产物,在它的思想和实践中都包含着高度理性的部分,试图用理性的现代化来铲除所有非理性的东西。甚至在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中,纳粹的口号首先不是仇恨,而是用伪科学来证明犹太人是不符合秩序的存在,因此他们要被铲除。纳粹德国在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浩癖”都来自所谓科学理性,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终极知识,想要无限度地追求卓越。 这里就体现出了哈耶克的另一个独到之处。和当时西方主流观点不同,他对纳粹德国的批判诊断首先不是道德指控,而是揭露它在认知上的错乱: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 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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