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它只有在现代文明中才可能实现。首先，正是机器般的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行。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借助这样的策略，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条件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官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